1949年4月，被关押的国民党少将范纪曼腹痛难忍，提出去上厕所。谁料半天后，范纪曼还没从厕所出来，厕所里已经空无一人。狱长一听，高喊：“马上就要枪毙他，他怎么给跑了？马上把他追回来……”狱警们端着枪冲进厕所时，只看到墙角的砖缝有撬动过的痕迹。 看守徐少元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串刚交回来的钥匙，嘴里反复念叨：“他说去去就回……”没人知道，这句没头没尾的话里藏着怎样的默契。 范纪曼那时已经钻进了监狱外的槐树林。他摸着墙上磨破的伤口，想起十七年前刚潜伏时的样子。那时他还是叶挺独立团的小兵，汀泗桥战役中子弹擦过额头，血糊了眼睛，却看清了革命的方向。 1930年第一次被捕，敌人把竹签钉进他的指甲，他咬着牙没吐出一个字。后来亲友凑钱把他保出来，他对着镜子拔掉松动的指甲，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组织。 在北平的茶馆里，他假装翻书，耳朵却竖着听周围的动静。有人说天津市委书记曹策被抓了，他当晚就揣着翻译的美国使馆文件去找军统站长。用机密换人命，这笔买卖他做得毫不犹豫。 翻译文件时，他看到国民党和日本偷偷勾连的记录，连夜抄了一份塞给地下党。半年后联络人叛变，他又一次进了监狱，这次靠黄埔同学递的条子才捡回一条命。 1946年的上海，范纪曼已经是国防部的少将专员。他住着洋房，开着轿车，酒会上和将领们谈笑风生，转身就把军粮调配图塞进公文包。有次地下党张子羽暴露，他直接把人藏进复兴岛的要员区，特务们查了三天都没敢往里闯。 1948年冬天，他拿到蒋介石准备迁台的计划，连夜开车绕了三个租界，把情报塞进霞飞路一家面包店的烤箱。烤面包的师傅看着他冻红的手，往他口袋里塞了块热乎的法棍。 被捕那天，范纪曼正在办公室整理日军遗留的密码本。特务踹门进来时，他慢悠悠地把本子锁进抽屉，心里已经算好了下一步。 审讯室里，鞭子抽在背上像火烧，他却盯着吊灯笑：“戴笠当年还请我喝过酒，你们敢动我？” 死刑判决下来后，他反而松了口气。每天放风时，他都数着墙角的砖块，算准了哪块松动。行刑前一晚，他把“断头饭”里的肉省下来，悄悄塞进看守的口袋——那是徐少元家娃最爱吃的红烧肉。 逃出监狱的范纪曼，在芦苇荡里躲了三天。一个渔夫划着小船把他接走，船板上还放着刚打的鲈鱼。渔夫说：“我儿子在新四军，他说像你这样的人，值得救。” 上海解放那天，范纪曼站在人群里看解放军进城。有人拍他的肩膀，是当年帮他转移电台的刘鹤孔。两人没说话，只是用力握了握手，掌心的老茧硌得生疼。 后来他成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教学生们外语和舞台设计。有次讲《哈姆雷特》，他突然停下来：“有时候，戴着面具活着，比摘下来更需要勇气。” 1990年冬天，范纪曼躺在病床上，学生们围在床边读他翻译的《还乡集》。读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他突然睁开眼，好像又看到了1949年那个黎明，槐树林里的风正吹过年轻的脸颊。 葬礼那天，来了好多穿军装的老人。他们对着遗像敬礼，有人低声说：“老范，你当年跑对了，这新中国，就是你想要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