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红军中的指挥官，他的哥哥却是敌人的高级将领。他正式投身革命的这一年只有21岁。 他的哥哥早已从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并被授予中校军衔。这位大义凛然的弟弟正是原皖北工农红军副总指挥杜聿德，而他的哥哥正是后来的国军高级将领杜聿明。 陕西米脂的杜家，清末时还算殷实。杜聿德记事起，家里那孔最大的窑洞，总摆着两张并排放的土炕。 哥哥杜聿明睡前爱翻兵书，他就凑过去，借着油灯看哥哥手指划过的字，哪怕多半认不全。 杜聿明会把啃剩的玉米饼子塞给他，说“多吃点，以后才能扛枪”，那时的“枪”，在孩子眼里还只是打兔子的猎枪。 1924年春天，19岁的杜聿明偷偷报考黄埔军校，临走前一晚，把攒了半年的津贴塞给15岁的杜聿德。 “去县城念书，别像咱爹似的，一辈子只认得地里的庄稼。”杜聿德攥着那几块银元，看着哥哥背着包袱消失在黄土坡的拐角，眼泪掉在钱上，晕开了淡淡的汗渍。 杜聿德在县城中学念到第三年，世道变了。军阀混战让米脂的田地荒了大半，他见过逃荒的妇人抱着饿死的孩子哭，见过地主家丁用鞭子抽讨粮的农民。 有位教国文的先生，总在课后给他讲“劳工神圣”，塞给他几本封面磨掉的小册子，里面说“要让耕者有其田”。这些话像种子，在他心里发了芽。 1926年，21岁的杜聿德没跟家里打招呼，揣着那几本小册子去了西安。他要找哥哥说的“能让世道变好”的路，却在城里撞见国民党军警沿街搜捕戴红领带的青年。 有人告诉他，这些人是共产党，是为穷人说话的。那天晚上，他在城墙根下想了整夜——哥哥信的三民主义，怎么会容不下为穷人说话的人？ 这年秋天，杜聿德加入了共产党。他给杜聿明写过信，说“我在做让更多人能吃饱饭的事”。杜聿明那时已在黄埔毕业，跟着部队打到了武汉，回信里满是急劝：“莫入歧途，三民主义才是正途，再这样，咱兄弟怕是要陌路。”杜聿德把信烧了，灰烬飘在风里，像他心里碎掉的兄弟情。 1927年，皖北的农民协会搞得红火，杜聿德成了骨干。他带着老乡们分地主的粮，教大家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脸上总带着笑。 可这年夏天，国民党清党的告示贴满了阜阳城，他亲眼看着一起工作的同志被绑走，枪声在夜里响得让人发抖。他知道，和哥哥那条路，是真的走不到一起了。 1928年皖北起义时，杜聿德已是副总指挥。他骑着从地主家缴获的马，指挥农民军攻县城，红旗插上城楼的那一刻，他想起小时候跟哥哥在坡上放风筝，那时风筝线握在两人手里，如今却各握一端，往相反的方向拉。 起义失败那天，他带着后卫营掩护主力撤退，腿被子弹打穿，栽倒在麦田里。 被俘后，审讯官笑着说：“你哥现在是蒋校长跟前的红人，只要你说句错了，我马上送你去南京见他。”杜聿德看着对方，嘴角扯了扯：“我走的路，没错。” 牢里的日子，他总想起米脂的窑洞。哥哥教他认字的油灯，娘蒸的黄馍馍，还有逃荒妇人那双绝望的眼睛。 这些画面在他心里转，就像支撑他挺过鞭子和烙铁的脊梁。临刑前，他托人给家里带了句话：“勿念，儿行得正。” 那年他22岁，正是哥哥当年去黄埔的年纪。 后来杜聿明成了抗日名将，指挥过昆仑关大捷，也在解放战争中兵败被俘。 有人说他晚年在功德林改造时，偶尔会盯着西北方向发呆，手里摩挲着一本旧《孙子兵法》——那是他当年送给弟弟的那本，不知何时被家人找了回来。 亲兄弟，同根生，却在时代的岔路口选了不同的道。杜聿德用22年的生命证明，信仰这东西，一旦扎了根，就算刀架在脖子上，也弯不了腰。 只是不知午夜梦回，杜聿明会不会想起黄土坡上那个跟在身后的小不点，想起那句“要让世道变好”的约定——他们都在往“好”里奔，只是“好”的模样，在两人心里早已天差地别。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