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河南老农1家收养1名日军逃兵，47年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1931年，日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随后建立了伪满洲国，将被废的清帝溥仪扶植为其傀儡领导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尽管战争结束了，但侵华日军的残暴行径已深深烙印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在战后的中国，许多中国人民对日本仍持有深刻的仇恨。 1946年秋，孙邦俊在贩卖粮食归途中，偶然在黑石寨附近发现了一个身着日本军装、满身疲惫的男子。经过仔细观察，孙邦俊认出这是一名日本兵。本想绕道而行，孙邦俊最终还是出于同情，将这名病弱的日本兵带回了自己的家中。 消息传开后，村民们纷纷聚集至孙邦俊家门前，要求对这名日本兵进行严惩。然而，面对愤怒的人群，孙邦俊坚持要保护这位日本兵的生命，尽管他的行为令周围人难以理解，但他的坚持最终使得人群散去。 起初，由于语言障碍，日本兵与孙家的沟通充满困难。他的伤口未曾得到合适的处理，加之精神状态不稳，常在夜间出现异常行为，如自言自语和自我打击。孙邦俊每当夜深人静时，常常需要查看这位日本兵的状态，尽量满足他的需要。这名日本兵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患上偏瘫。为了筹措治疗费用，孙邦俊不得不变卖家中的粮食和耕牛。1964年，孙邦俊病逝，他临终前嘱托家人继续照顾这名日本兵，并帮助寻找其家人。 由于沟通困难，村民们无法得知日本兵的真实姓名，于是基于他的行为和国籍给他起了“李同”这个名字。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名伤兵在办理居住证时，才获得了符合日本特征的名字“小门野郎”。 李同无法像健全人一样参与农作或家务，但孙家人并未因此将他抛弃。特别是在粮食短缺的年代，李同的食量成了家庭的一个不小压力。面对这一困境，孙邦俊的女儿孙福连，经常需要到自己婆家请求额外的食物。尽管只能提供最基本的剩饭和烙饼，孙家人的慷慨援助确保了李同的基本生存。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1986年，孙保杰通过写信给南召县政府，并得到了政府与日本驻华使馆的协助。一个位于方城县的日本妇女可能知晓他的家族信息，为寻亲之路带来了希望。1990年代初，一支中日友好访问团访问了南阳，了解到石田的情况后，决定帮助孙家传播石田的故事，以便在日本寻找可能的亲人。他们将石田的照片发回日本，并在报纸上刊登，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关注。两年后，一个名叫津田康道的日本人看到了这则启事。 1992年4月，津田康道人来到南阳，他自称曾与石田一同工作，希望能确认这位老人是否就是自己的旧日同事石田东四郎。1993年春节期间，孙家人为确认他们多年来关爱的日本老兵身份，收集了他的血液和头发样本，并将其送至日本秋田大学法医学研究室进行科学鉴定。经过检测分析，这名被孙家人悉心照顾四十余年的老兵被确认为出生于秋田县增田町的石田东四郎。 石田东四郎原本是东京农业学院的学生，但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强征入伍。战争的残酷使他精神崩溃，最终逃离部队，在寻找回家的途中倒在了黑石寨附近。孙保杰接到津田小十郎的来信后，两家人开始了跨国的联系，孙家的善举受到了石田家的感谢。 在孙邦俊家的悉心照料下，石田东四郎逐渐融入了当地社区，他渐渐视孙家为自己的家。1993年，孙保杰陪同石田东四郎回到日本，但在短暂停留后，孙保杰选择返回中国，石田东四郎则哭泣着要求回到中国与孙家团聚。石田家为感激孙家47年的照料，提供了500万日元作为感谢，但孙保杰婉拒了。 此外，石田家族和秋田县的居民为表达对孙家人多年来的感激之情，于1994年在南阳与孙家合作建立了“中日友好太町植物园”，象征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和感激。 此外，为了进一步表达谢意，孙家的下一代孙禄峰，被邀请到日本留学，并在学习期间经常拜访东四郎，维持着两家人之间的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