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团长楼将亮的夫人陈愉，在武汉一家医院内被6人轮奸。虽然说这是军

1948年，国民党团长楼将亮的夫人陈愉，在武汉一家医院内被6人轮奸。虽然说这是军官的夫人，但是作案的6人毫不畏惧，事后甚至一度逍遥法外。直到事情越闹越大,直接捅到蒋介石那里,才最终让6人绳之以法。这里面有何隐情呢?

陈愉出生于国军少将家庭，享受着优渥的生活环境和先进的教育，这使她对传统观念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她的美貌和家世使得不少权贵后代试图赢得她的青睐，然而陈愉对这些依靠父辈地位的追求者并不感兴趣。她心中期待的伴侣，是一个既英俊又正直的人。 这样的期待在楼将亮身上得到了满足。楼将亮在年轻时便已是国民党中央军中的上校团长，英俊且有能力。他们的第一次相遇发生在一次国军的宴会上，此次相遇开启了他们的恋情，并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两人的结合在当时被视为门当户对，婚后的生活充满了幸福，不久陈愉连续生下了两个儿子。 然而，1948年的初，陈愉的父亲在战场上壮烈牺牲，这个消息对陈愉一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失去了家族的主要支柱和政治庇护，陈愉的家族地位迅速下滑。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政治斗争使得陈愉的家族更加处于不利的地位，一些旧日的敌人甚至趁机打压。 楼将亮的军事职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家庭提供了支持，但与以往相比已大不如前。1948年秋，楼将亮被确诊患有肺结核。楼将亮前往位于武汉汉口的陆军医院接受治疗。 楼将亮入院时，陈愉面临着照顾病重丈夫的重担，还要单独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考虑到家庭经济已大不如前，陈愉选择亲自照料家庭，以节省任何可能的开支。在得知陈愉的困境后，医院管理层同意让她和孩子们一同住进医院。 陈愉的美貌和温婉的气质很快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特别是住在17号病房的六名病人，他们各自背景不凡，包括一名联勤部中校、两名军医和几位地位不俗的军官。 陈愉的存在很快被这些人视为调剂生活的一种方式。频繁的不当言语和行为让她处于极大的心理压力之下。 9月深夜，她在照顾患病的丈夫和孩子后，带着一盆脏衣物和搓衣板，她离开了丈夫的病房。她行至17号病房附近被粗暴拖入病房内。 陈愉被这些男子用白布封口，企图压制她的呼救声。六人对她实施了轮奸。事后，这些施暴者还威胁陈愉不得向外人透露此事。他们威胁说若她敢声张，她和她的家庭成员将无一幸免。 这些施暴者深知在当时中国社会背景下，女性的声誉和家庭荣誉被视为至高无上的价值。传统观念中，一旦女性失去贞洁，即便加害者受到法律制裁，对于女性及其家庭的名誉伤害亦是不可挽回的。 然而，面对施暴者的威胁，陈愉并没有沉默。第二天，她偷偷地整理好自己的衣物，搜集了证据，然后直接前往医院院长蔡善德的办公室报告了这一切。 崔博文是一位中校军医主任，他控制着医院的物资分配，还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妻子也是医院高层之一，使得崔在医院中有很大的说话权。其他几名施暴者也因各种关系和背景而在医院内部受到保护。陈愉拒绝了院长的和解建议，坚持要求让施暴者受到惩罚。 陈愉尝试在医院内部寻求公正处理，但很快就发现医院似乎有意掩盖事实真相，甚至在她离开院长办公室后立即开始清理病房，明显是在销毁证据。 面对这种情况，陈愉没有选择沉默，而是直接前往国民党武汉军法处进行控告，并且获得了验伤，确认了其遭受的伤害。 汉口市妇女会等组织组成了支持团体，向社会广泛宣传此案，试图通过公开的舆论压力促使有关当局采取行动。与汉口警备司令交涉无果后，妇女协会直接上达国家层面，请求宋美龄等国家领导人的夫人介入。 此事件在当时的报纸上被广泛报道，还引起了公众对于妇女权益和法治状态的广泛讨论。此事最终引起了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的注意。尽管白崇禧最初对这起“小事”不予关注，但舆论的压力最终迫使他采取了行动，下令逮捕了崔博文等六名施暴者。 这些罪犯被捕后，关系网的保护使他们在法律程序中找到了操作的空间。他们拒绝承认罪行，而且还反诬陈愉“诬告”，企图以此逃避法律的制裁。此外，这六人的家属也不甘示弱，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尝试扭曲事实，污蔑陈愉以破坏国军士气为由，甚至谎称她患有精神病。 国民党陆军总医院制作了一份由51名伤病员签名的报告，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影响白崇禧和警方对陈愉的看法。 尽管如此，由于公众支持的增加，特别是武汉妇女协会和广大市民的声援，这起案件逐渐明朗化。在持续的舆论和社会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开始正式审理此案。六名罪犯感受到压力，企图通过医院开具的病危证明逃避牢狱之灾。 然而，蒋介石的介入彻底改变了案件的进程。蒋介石意识到不公开处理这件事将会影响到国民党士兵的士气。他发来电报，要求严肃处理此事。这一行动迅速传达给了相关部门，包括白崇禧在内的官员们也不敢再有所懈怠。 经过三轮审讯，第九补给区军法处对这六名罪犯作出了严厉的判决，其中四人因共同强奸罪被判处死刑，并剥夺终身公民权利，其他涉案人员也被移送地方法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