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慈禧狼狈逃窜至山西首富家，临行时，慈禧让乔家借她10万两，乔致庸扑通一声跪倒在地：“30万都行，但您得拿一样宝贝换。”乔致庸细说要求，慈禧大笑：“这有何难！”
1852年，慈禧以满洲镶蓝旗秀女的身份踏入紫禁城，此后迅速受到咸丰帝的宠爱。咸丰帝在位期间，她便已开始接触和处理一些朝政事务。1861年咸丰帝驾崩，遗诏中特别授予慈禧以及慈安太后共同监国的权力。 慈禧太后与慈安共同排除了八大臣的权力威胁，确立了太后监国的权威。不久后，慈禧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排挤了慈安，单独掌握了大权。 在慈禧的监政期间，她主导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决策，包括处理外国的侵略和国内的起义。尽管面临西方列强的压力，慈禧试图通过洋务运动来自强国防，引进西方技术和改革军事制度。 然而，她的统治也被批评为专制和腐败。她被认为是典型的守旧派，坚持封建制度，对变法有所抵制。这直接导致了清朝内忧外患的加剧。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对变法派领袖如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打压尤为严厉。 1900年8月，八国联军突破了北京的防线，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和破坏。在此期间，北京城的居民遭受了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死亡人数至少达到十万。 在这样的背景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逃离成为了一件急迫的大事。在选择逃亡路线时，慈禧面临了多个选择。东北作为满族的发源地，理应是一个可靠的避难所。然而，考虑到沙俄在东北地区的势力，这里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危险区域。江南地区虽然文化繁荣、经济发达，但已经被各列强分割影响，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因此，慈禧最终选择了西逃，目标是陕西的西安，一地区域虽远离战争中心，但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逃亡的准备中，慈禧进行了一系列伪装和掩饰的行动，以降低被追捕的风险。她放弃了皇室的奢华装扮，改为平民服饰，甚至剪去了象征皇族身份的长指甲，以图隐秘行动。同时，她命令随从尽量简化行装，只带上必要的衣物和食物，以便快速移动。 在逃离的过程中，物资短缺、旅途颠簸，她们只能在艰难的条件下前行。此外，慈禧还特别留意途中的安全保护，命令李家镖局负责安全护卫，以防万一。 西逃期间，慈禧及其随行人员的经济状况逐渐紧张。尽管山西的官员们在得知她的到来后，自掏腰包以山珍海味接待她，试图维持尊贵的皇室形象，但实际上，这些官员自己的经济状况也大多不佳。 在慈禧提出借款十万白银的要求时，山西的官员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既担忧拒绝借款会引来未来的祸端，又实在难以筹措如此巨额的资金。这一困境在一时间无解，直到乔致庸及其助手贾继英的介入。 乔致庸作为晋商的领袖，其商业帝国和政治影响力在当时已达到顶峰。当慈禧太后因急需资金而面临困境时，乔致庸毫不犹豫地提供了十万两白银，这笔钱帮助慈禧渡过难关，更是奠定了乔家与清朝皇室之间深厚的关系。 当慈禧收到这笔急需的资金后，她自然而然地想要回报乔致庸的大恩。在询问乔致庸希望得到何种赏赐时，乔致庸的回答出乎所有人预料。他没有请求官职或其他世俗的奖赏，而是要求一副由慈禧亲书的字画，内容为“福种琅嬛”。 乔致庸此举非常巧妙。他知道慈禧的书法在民间颇有声望，这副字画能够增添其通票号的文化底蕴，还能吸引更多顾客的目光。此外，通过这种方式，乔致庸在社会上也树立了一个文化鉴赏者的形象，这对于商人的名声和商业活动都是极大的加分项。 慈禧对乔致庸的策略和深思熟虑表示赞赏，并且在此后的岁月里，她将大量的银两存放在乔家的银号中，这为乔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合作关系。乔家的生意因此而更加兴隆，他们的商业版图和社会影响力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乔致庸的非凡举措，使得他和他的家族在中国商界的地位愈发显赫，最终成为了中国十大富豪之一的显赫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