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人要求严惩汉奸周佛海的呼声甚高，但国民党当局却反应冷淡，迟迟没有动

抗战胜利后，国人要求严惩汉奸周佛海的呼声甚高，但国民党当局却反应冷淡，迟迟没有动手。为此，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挺身而出发出质问：“对于巨奸周佛海，国人皆曰可杀，何以党国至今还姑息养奸无动于衷，仍不明正典刑以肃国纪，诚令人费解。” 周鲠生发出此等质问的时候，周佛海正被戴笠软禁在重庆。这位汪伪汉奸三号人物之所以没像二号人物陈公博那样，被公审，遭枪毙，原因有二，一是国民党政治向来龌龊黑暗，二来周佛海这人太贼，一直脚踩两条船。 周佛海叛国投敌之前，曾是老蒋的“文胆”之一，干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官位已经不低了，但周佛海自认为是大才，始终觉得不得志。 抗战爆发后，周佛海认为中国“战必败，和未必大乱”，渐渐地与胡适、顾祝同、陈布雷等人形成了所谓的“低调俱乐部”。对于汪精卫，宁汉分裂时，周佛海曾大骂对方“真不是东西”，但为了个人投机，做更大的官，当汪精卫开始搞“和平运动”后，他便恬不知耻地靠拢过去，并如愿在汪伪政府实现了“入阁”的梦想，手握大权，成了汪伪三号人物。 “骑墙”是周佛海的一贯做派，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显现出败相之后，周佛海曾歇斯底里地惊呼：“日本完了！我也完了！”就是在这个阶段，他开始跟军统戴笠加紧勾结，并在抗战胜利前，摇身一变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替老蒋维持上海秩序。 周佛海认为自己为国民党办了三件大事，是功臣。一、他向重庆提供了不少情报；二、他设计毒杀了汪伪最凶恶的走卒，76号的李士群；三、在上海，他掩护过不少军统、中统特务，救过很多人，最关键的一点，他把上海交到了老蒋手里。 与周佛海勾结的时候，军统戴笠曾对他发誓，将以人格保证他的安全。但是，抗战胜利，周佛海不再具有利用价值后，戴笠对他的态度就暧昧了，不久便把他骗到重庆，软禁了起来。 戴笠这么做，有两个原因，一是舆论压力太大，二是想榨干周佛海的钱财。 那时候，周佛海还是比较识时务的，为了保命，他把在汪伪那几年搞的钱基本上都吐了出来。 可是万万没想到，戴笠突然坠机身亡，摔死了。 得知噩耗，周佛海曾在日记中哀嚎：“三月中旬忽阅报，谓雨农坠机身死，为之忧虑不止。盖余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殊可隐忧也。” 周佛海的预感很准，又或者说正义之士的质问起了作用，1946年9月16日，周佛海被押回南京，同年10月21日、11月2日，首都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大成殿两次开庭公审周佛海。 公审周佛海时，上万名围观群众把法庭内外挤得水泄不通，创下了汉奸审判史上的最高记录。 客观地讲，单论才华，周佛海的确是个大才子，文笔、口才俱佳，围观群众一开始是想看他出丑的，但听他狡辩，竟不自觉地鼓起掌来。 面对“通谋敌国”的指控，周佛海狡辩说，在汪伪政府前期他是“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后期则是“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瞧这概念偷换的，多刁钻。） 当时，周佛海请的辩护律师章士钊也很厉害。 在法庭上，章士钊说，周佛海为军统做过那么多事，掩护过那么多人，现在如果连这个都不承认，这个案子就没法审了。 抛开一切，单说一点，谁也无法否认周佛海是有功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军有40多天未抵沪，周佛海手里有3万多军队，当时，他只要一点头，就是东南民主联军总司令了，那么现在上海就不是国民党政府的了。 这一条辩护，对周佛海特别有利。 在此基础上，章士钊更是向国民党公开喊话，“国家需要人时则利用，不需要时则废弃”，老这么干，是要失掉民心的。 眼看局面要倒向周佛海，检察官陈绳祖急得在庭上挥舞几张纸，声震屋宇地喊道：“对周犯所称功劳及胜利时委派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一事，完全是一时利用！” 老蒋得知公审的详情后，大发雷霆，骂道：“周佛海可耻，十恶不赦；章士钊可恨，巧言令色。” 对待周佛海的真实态度，老蒋其实比较矛盾，可杀可不杀，但可杀的成分可能要高一点，就看天平的倾斜方向。 1946年11月7日，首都高等法院宣判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汉奸罪名成立，判处死刑。 据说听到这个审判结果，周佛海像傻了一样，嘴角突然露出一丝惨笑，继而爆发出一阵狂笑。旁听席上有位行政院某部的女士表示愤慨，当众说：“如果周先生能出狱，我当无条件嫁给他。” 周佛海在庭上的狂笑，有不肯坐以待毙的意思，除了有些国民党大佬例如陈果夫、陈立夫为他说话，他自认为有一件杀手锏，那就是老蒋给他写过亲笔信。 起初，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想以此信要挟老蒋，但在南京梅园新村向周公请教之后，她便改变了想法。 周公给她的建议是，老蒋有流氓那种翻脸不认人的性格，万一他说信是假的，硬把周佛海枪毙了，你反倒不好说什么。你最好通过别人，主动把这封信交还给他，他这个时候倒有可能赦免周佛海。 周公对老蒋吃的很透，杨淑慧依此行事，周佛海果然获得特赦。 但是，周佛海的罪孽是苍天不饶，特赦之后，很快他就因心脏病复发，病死在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