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历史学家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发现，开缺翁同龢的上谕是光绪亲笔所拟，这在当时是异乎寻常的。 通常情况下，光绪朝的谕旨都是由军机处“票拟”，慈禧太后的意见，则通过“钦奉懿旨”的方式发布。历史学家孔祥吉曾做过统计，光绪亲政期间，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光绪亲拟的谕旨，变法期间，光绪亲拟的谕旨，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且都强烈地体现了光绪本人的意愿。 据此，有专家认定，开缺翁同龢并不是慈禧的意志，而是光绪本人的意思。 翁同龢与光绪，本有着二三十年的师生之谊，怎么到了1898年春秋之际，光绪突然就翻脸，将其彻底抛弃了呢？ 翻阅史料，我们可以发现，1898年前后，翁同龢办过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他都没有办好。 第一件是举借外债：《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廷须向日本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翁同龢身为户部尚书，当然要负责此事。但有人指责他，以江苏、江西等四省厘金作抵押向英、德借债，这是卖国失策，酿成巨祸之举。更让人愤怒的是，在举借洋债的过程中，他有私纳回扣的行为。 国家处于危难时刻，翁同龢身为股肱重臣，本应以社稷为重，献宏计，出大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事实上呢，翁同龢除了高喊清流激进口号，胸中一点良策没有，更严重的，在私德上，他还有很大的问题。 甲午海战，那是事关国运之战，他却将个人恩怨凌驾于朝堂之上，处处给李鸿章下绊子，公报私仇，借国家危难泄私愤，虽说甲午海战之惨败，并不是他一手造成，但他在其中所起到的恶劣影响，却是渐为人知的。朝臣检举他战后借洋债，吃回扣，就是想揭露他的真实嘴脸。 第二件是处理胶州事件：1897年11月，德国以两名传教士被杀为由，派军队抢占胶州湾，向清廷提出六项照会。翁同龢负责处理此事，既没有殚心竭虑地与之周旋，更没有清流一向标榜的骨气，其“低颜俯就”的软弱态度，连慈禧都觉得“甚屈”。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明明自己有惧洋的心理，回到朝堂之上，他却不承认，反驳起来，那是振振有词，非常的虚伪可恶。 当时，光绪和慈禧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都看清了翁同龢的本质，但是一开始，他们俩个并没有动全怒。 1898年6月10日，光绪发布上谕：荣禄着补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刚毅着调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着崇礼补授。 光绪这道谕旨，最主要的一个意思就是在翁同龢户部尚书一职上加了一个“管部大臣”荣禄。 这既是一种打压，也是一种警告。 但是翁同龢却没有以此为戒，相反却愈发地顽固执拗，虚伪骄横，不断地摆出帝师的“臭架子”，与光绪唱对台戏。 这是清流老政客，最使人厌恶的地方。 积极的作用一点不起，满嘴的传统秩序、仁义道德，根本不管与时俱进，时势所需，有时候甚至为了突出自身的存在，屁股底下的座椅，为了反对而反对。 有一点是少有人提及的，以1898年6月10日为关键时点，翁同龢随后彻底激怒光绪，只用了四天时间。 6月12日早上，光绪与军机大臣讨论在宫内接见外国使节，光绪的意思，不能再摆天朝上国的那一套了，这次就在乾清宫接见吧。可是，翁同龢却摆出清流领袖的姿态，坚决不同意。 在这一环节与翁同龢发生激烈争执后，光绪强忍怒火，又跟翁同龢谈论起张荫桓的任用问题。 张荫桓是维新人物，康有为的同乡，朝堂上有人攻击他的时候，时常拉上翁同龢，认为他与翁同龢一样，都是奸庸误国的伪君子。 光绪的意思，现在朝廷要用张荫桓这类人才，翁师傅最好能够站出来推重力保。 这本不是什么大事，但是翁同龢就是不同意，以至于长时间地顶撞光绪，最后弄得不欢而散。 6月13日，光绪有意召见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通达时务的人才，翁同龢又站出来唱反调，不阴不阳地主张“宜稍缓”。 6月14日早朝，在是否给张荫桓“宝星”奖章的问题上，翁同龢又跟光绪闹别扭，又不阴不阳地来了一句“只代奏不敢代请”，意思是说，他不赞成嘉奖张荫桓。 对于光绪与翁同龢的冲突，慈禧当时并不清楚。6月14日中午，翁同龢在军机处议完事后赶到颐和园，慈禧太后还关照他先去吃饭。 就在这天中午，光绪赶到颐和园，面见慈禧之后，开缺翁同龢的主意就拿定了。 光绪做事有冲动，狠绝的一面。 6月15日，是翁同龢的生日。 早上，他来到颐和园军机处值庐后，太监突然通知他，不必进见。 看着其他军机大臣陆续进见，翁同龢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他望着窗外细雨，独坐无语，等到同僚退出后，他便读到了光绪的硃瑜。 按例，即便是被开缺，第二天，翁同龢依旧要去跪谢皇恩。 许多文章说，第二天，光绪起驾回宫，翁同龢跪在宫门道旁，那一幕是这一对君臣之间最伤感的时刻，将翁同龢开缺，只是慈禧的意思，光绪因为害怕慈禧的淫威，那时候，他不敢去宽慰与自己朝夕相伴二三十载的“帝师”，只能黯然神伤，无言而别。 然而，了解历史的真相，再去看这一幕，光绪从头到尾都很冷峻，其间哪有什么伤感不舍，那所谓的君臣遥望，不过是光绪再不愿给翁同龢相见、解释的机会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