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故宫失散于东北的书画珍品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 这些珍宝，都是从溥仪那里流出来的。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溥仪蛰伏天津张园，靠出卖故宫字画文物，维持日常开销，后来他去了东北，据说被他迁移出宫的历代书画珍品有1200余件散失于长春、通化一带，京城古董商人趁机半捡漏半抢收，弄去不少。 当时，古董商人马霁川手里好东西最多。 这姓马的很贼，在京城放出风之后，他一边选出既真又精的珍品偷偷运往上海，伺机转手卖给洋人，获取重利；一边又在真东西中掺假，凑了二十件，想卖给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请张伯驹、张大千等人鉴定，最后收购了五件真迹，但传说中的稀世珍品并不在其间。 张伯驹看出其中猫腻后，驱车直奔马霁川家中，开门见山地问：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不是尚在你手里？ 马霁川并不遮掩，直接开价：张爷的脾气在下知道，今日亲临，恐怕非收不可，我若卖给别人得一个整数，张爷只要出800两黄金，无价之宝就是您的了。 800两黄金，这是天价。 张伯驹虽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但因为收藏历代真迹，早已囊中羞涩，这个数目即便毁家也是难以凑出来的。 为了阻止马霁川将《游春图》卖于洋人，同时打压他“趁火打劫”的奸商气焰，张伯驹动用在京城古玩界的全部人脉，给马霁川施压，最终迫使对方以220两黄金的价格转让此件国宝。 为了凑220万黄金，张伯驹将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张家大宅（原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宅子），作价两万一千美元，卖给了北平辅仁大学，最终兑换出220两黄金。 哪知道，在付款的时候，马霁川又故意刁难，借口金子成色不好，要再追加20两黄金。 此时的张伯驹已经山穷水尽，幸得爱妻潘素义卖压私人首饰，这才凑出20黄金，拿下《游春图》。 国民党元老张群得知张伯驹收了这一稀世国宝，差人送函，表示愿以500两黄金入藏《游春图》，张伯驹不惧权贵，提笔复函：“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 张伯驹一掷千金收藏国宝级字画，大概始于1937年从郭葆昌手中购得李白的《上阳台帖》，此后多年，为了历代国宝字画，散尽家财不说，各种磨难，比如遭绑架，宁留字画不要命，北平沦陷后，夫妇俩千里护宝出京城等等，他也是经历不少。 以上卖家宅藏《游春图》不过是他藏宝护宝的一个缩影。 对此，曾有人评说，即便民国多大师，真名士，但毁家为国收藏，不计利益，张伯驹站在那里，恐怕无人敢站在他前面。 转眼到了1953年，康生奉主席旨意发起“现代京剧”，亲自拜访张伯驹，要张牵头。 张伯驹名士真性情，不懂政治，见康生有收藏的雅趣，便将自己收藏的国宝拿出来，请康生欣赏。不料，康生提出将“看中”的几样借回家欣赏，张伯驹书生意气，没有多想，当即一言驷马。 然而，到了约定的归还之日，康生却逾期不还，张伯驹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先是反复追讨，后又到处托人，送礼，将此事报告给了周公。 周公找到康生，自称要借来，意在提醒康生归还。 就这样，张伯驹把康生得罪了，为后来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关于张伯驹向康生追宝，有人评价说，这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骨，独立、天真、对权贵不媚不惧，黄炎培也做过这件事。 黄炎培有王羲之真迹，被主席借去欣赏，约好一月奉还。但是，刚过一周，黄炎培便打电话催问，一月期满后，主席命人用木板将王羲之夹好，于子夜零点准时送还。据说，当时主席说了一句话：“黄炎培，算不上朋友，但算个英雄。” 主席说黄炎培算个“英雄”，说的是他有胆气，但要论收藏的格局，同样向私人追过宝的张伯驹，则比他宏大的多。 1956年，张伯驹将收藏30年的国宝级书画珍品：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赠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黄庭坚的《草书》等20多件国宝无偿地捐赠给了国家。 他说：“这东西虽是我出钱买的，但不归我一人独占。要让子孙后代欣赏，知道文化是什么，艺术是什么？” 这次捐赠后不久，张伯驹干脆又把《游春图》也捐了，李白的《上阳台帖》则赠送给了主席。 对于张伯驹的捐宝之举，很多人认为他太傻，就是个书呆子。 罗隆基就曾私下对他说，你真是书呆子。藏这些古代书画，珍贵得了不得。共产党，我看不在乎。主席每天接信岂止一万封，还记得你的信？你如果想一个位置，由我们推荐就行了，无须多此一举。 罗隆基认为张伯驹捐宝，有谋官之意，这个说法恐怕狭隘了。 但要说张伯驹捐宝，没有恐惧成分，没有向新朝示好的意思，恐怕也不客观。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捐宝，主要是对国家的大爱。 在这一点上，儒帅陈毅最理解，最欣赏张伯驹，不仅因此与他有了君子之交，更在他被打成右派的时候，于患难中向他伸出了援手，将他介绍到东北，做了吉林博物馆副馆长。 君子向来是投桃报李的。 后来，张伯驹将最后压箱底的共计30件古董字画，包括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全部捐给了吉林博物馆。 对于张伯驹尽捐其宝，有人说，他本应该赢得尊重、善待，可是他的晚景并不好，这是时代的悲剧，意难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