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从大陆转移到台湾的黄金，以木桶为载体，总量为386万两。李敖直言不讳地表示：动用全国的黄金来建设一个省，实际上相当于是从富裕地区夺取财富，对大陆是不公平的。 1948年，蒋经国向父亲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告知他国民政府的存亡已至最后关头。 蒋经国指出，国民政府将无法在中国大陆立足。 信中的内容言辞急迫，建议父亲考虑撤退台湾。 蒋介石收到信后深感忧虑，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蒋介石决定启动后撤行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命令将国库中的黄金和贵重文物及时转移至台湾。 与此同时，由于战事导致国库资金紧张，蒋介石决定抽取黄金和金圆券的准备金，并迅速调动剩余的黄金。 徐堪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提到，到1949年初，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已经大幅缩水，除非能有效维持财政，金圆券将会迅速贬值. 1949年，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官方统计，国库存金的总量为382万余两。 此外，白银存量为2521.5万两，银元则剩余316万多元。 然而，除了一部分用于支付战费外，部分黄金遗留在大陆，未能及时转移。 吴兴镛在其著作中指出，国民政府实际从大陆运往台湾的黄金约为350万两。 这个数字与官方报告中的382万两存在约30万两的差距。 上海解放，蒋介石父子亲自视察台湾，并在期间收到来自香港的密电。 密电中提到，原定运往广州的10万两黄金，因考虑到局势的变化，决定先将部分存穗的金银和美钞运往台湾。 密电中还详细规划了黄金的分存地点，包括重庆、成都、贵阳和汉中等地。 最初从上海运到台湾的黄金总量约为260万两，这部分黄金主要存入台湾银行，用作新台币的准备金。 此外，部分黄金也被用于满足军需。 然而，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黄金的分配和使用也在不断调整。 在不同的报告中，根据当时曾任海关总税务司的李度的回忆，国民政府在1948年末便通过海关的缉私舰将80多吨黄金和120吨白银运往台湾。 此外，曾任国民党军财务军需署长的詹特芳也提到，国民党当局还运送了92.4万两黄金和3000万元银元。 更有统计称，国民政府在撤退时，黄金存量为280万两，美钞5000余万元，此外还有大量有价证券。 根据吴兴镛的统计，国民政府最终从大陆撤运到台湾的黄金总量约为350万两，而加上美钞等外汇，总数接近400万两黄金。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通过其他渠道从美国等地购买黄金。 根据《中央银行》向蒋介石提交的报告，国民政府共从大陆和美国运送了294万多两黄金，其中一部分被用于台湾银行的新台币准备金，其余则用于军需支出和金融稳定。 10月，另外拨付了12.5万两黄金给“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即台湾省政府的前身。 除了黄金，蒋介石还着手转移大量的文物。 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文物搬迁机构。 1948年末至1949年初，多个批次的文物从北京、重庆等地分批运送到台湾。 根据杭立武的记载，国民政府先后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等机构的贵重文物运往台湾，其中包括许多历史上举世闻名的珍品。 在1950年1月，第二批文物开始运送，期间包括了大量具有价值的文物。 最终，超过5400箱的文物成功运至台湾。 首先，毛公鼎是一件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青铜器，出土于陕西岐山县。 它的铭文记录了西周时期的历史事件。 这件鼎的历史可追溯至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代，铭文内容由357个字组成。 毛公鼎曾多次易手，并最终在1948年随国民政府迁至台湾。 另一件著名的文物是散氏盘，这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经历了圆明园火灾等重要历史事件。 它的铭文也记录了西周时期两个国家的土地纠纷。 散氏盘曾一度被认为在圆明园的火灾中丧失，但后来在1910年重新现世。 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被誉为天下第一书法，虽然现存的版本并非王羲之的原迹。 即便是唐人摹本，它依然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 在清朝时期，乾隆皇帝对此帖尤为珍视，甚至在其上留下了诸多题字。 同样，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整个文稿虽然只有约300个字，却气势磅礴。 还有苏轼的《黄州寒食帖》，这件书法作品历经圆明园的火灾。 除了书法，赵干的《江行出雪图》呈现了五代时期南唐的画风。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通过水墨画展现了动静结合的画面效果。 此外，还有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 参考文献：[1]汤博云.文创产品开发模式与设计的思考——以台湾博物馆为例[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37(5):8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