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张学良对杨宇霆说：吃完饭再说吧，杨宇霆却说道：饭就不吃了，下午我再过来吧。说完便转头离开了，此时张学良的脸上却露出了“苦笑”…… 1928年的中国东北，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随着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这片广袤的土地迎来了新的统治者——他的长子张学良。 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东北的政治舞台上演着一场复杂的权力博弈。一边是刚刚继位的少帅张学良，一边是资历深厚的元老杨宇霆，两人之间的较量悄然展开。 当时的东北军内部，杨宇霆已经积累了巨大的影响力。作为张作霖的老部下，他在军中拥有极高的威望，不少将领都以他马首是瞻。 对张学良来说，继承父亲的位置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掌控大局。在东北军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杨宇霆的存在就像一座大山，压得这位年轻的少帅喘不过气来。 1928年底，东北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是继续支持奉系独立，还是响应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号召。这个选择不仅关系到东北的前途，更牵动着整个中国的命运。 杨宇霆坚持维护奉系的独立地位，他认为东北应该继续走自己的路。而张学良则看到了另一种可能：通过易帜统一，既可以实现国家统一，又能够借助中央的力量抵御日本的野心。 这种分歧背后，是两代人对国家前途的不同理解。杨宇霆代表着老一辈军阀的思维方式，习惯于在列强之间寻求平衡。而张学良则代表着新一代军政人物的民族主义倾向，希望通过统一来增强国家的实力。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对东北的野心由来已久。通过控制南满铁路，他们已经在东北建立了庞大的经济利益网络。特别是在张作霖遇害后，日本更是将触角伸向东北的政治领域。 张学良和杨宇霆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继续维持军阀割据的局面，还是走向民族统一的道路。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张学良最终选择了易帜，这个决定标志着东北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但这也加剧了他与杨宇霆之间的矛盾，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929年1月10日这一天，下午三点左右，杨宇霆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来到张学良的府邸，他们带来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文件。 这份文件的内容是关于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提案。在东北易帜后，杨宇霆和常荫槐的权力受到了很大影响，他们试图通过这个新机构来重新巩固自己的地位。 两人的态度十分强硬，完全没有和张学良商量的意思。他们直接把文件放在桌上，要求张学良立即签字，这种做法显然不把这位少帅放在眼里。 面对这种局面，张学良提出要先请示南京政府的意见。但杨宇霆和常荫槐根本不接受这个说法，他们认为东北的事情不需要请示南京。 气氛逐渐变得紧张起来，为了缓和局面，张学良提出请两人留下吃晚饭。他说可以吃完饭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杨宇霆和常荫槐回绝了这个邀请，他们说已经约好要回家吃饭，下午再来商议。这个看似普通的对话，实际上暗藏着巨大的转机。 当两人离开后，张学良的府邸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这位年轻的少帅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他需要决定如何处置这两位咄咄逼人的部下。 就在这时，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从楼上下来。她提出了一个看似荒诞却改变了历史走向的建议：用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是否要除掉杨宇霆。 这个提议得到了张学良的采纳。他拿出一枚银元，开始了这场决定生死的抛掷。第一次，银元显示正面朝上。 为了确保这不是偶然，张学良又连续抛了两次。令人意外的是，三次结果都是正面朝上。为了进一步验证，他又换了一种方式，压反面再抛三次。 结果同样出人意料，三次都是反面朝上。这六次抛掷的结果，似乎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张学良随即召来了他的卫士长高纪毅。 高纪毅接到了一个明确的任务：在杨宇霆和常荫槐返回时，除掉这两个人。 当天傍晚，杨宇霆和常荫槐如约返回。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那顿未能共进的晚饭，成为了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 杨宇霆和常荫槐的死讯很快在东北军中传开。这个消息在军中掀起了巨大的震动，许多将领对这个决定感到不解和不安。 作为东北军的元老级人物，杨宇霆在军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他的突然被杀，让很多老将领感到自己的地位也不再安全。 这个决定给张学良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他清除了最大的政治对手，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这种手段也损害了他在军中的威信。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杨宇霆之死对东北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这个影响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 当日本关东军发动突袭时，东北军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这个决定背后有多重原因，其中就包括张学良对军队掌控力的不足。 在张学良晚年的回忆中，他多次表示对杀害杨宇霆这个决定的后悔。这种后悔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生命的愧疚，更是对一个重大历史抉择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