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新四军团长汤景延突然叛变，杀害了三名战士，并带领六百人投敌。有人建议立即除掉他，但粟裕却下令：“任何人不得动他。” 1938年的徐州会战中，汤景延还是国民党某部的营长。他亲眼看着日军坦克碾过战友的遗体，而上级却命令部队后撤三十里“保存实力”。 那个暴雨倾盆的夜晚，他带着十几个不愿撤退的弟兄摸进日军营地，用大刀砍死了七名哨兵，却在归队后被指控“违抗军令”。若不是老上司暗中相助，他早已被送上军事法庭。 这样的经历，让汤景延对国民党彻底寒了心。1940年早春，他借口回乡探亲，带着十二名亲兵连夜投奔新四军。 粟裕在茅山根据地初次见到这位满身硝烟味的汉子时，特意安排了一场考验：让他率小队突袭日军运输队。汤景延带着三十人伏击在芦苇荡，等日军汽艇驶入浅滩，他第一个跳上甲板，用铁钳般的双手拧断了机枪手的脖子。此战缴获的迫击炮，至今陈列在茅山抗战纪念馆。 随着汤景延在新四军屡建战功，粟裕逐渐注意到他独特的价值——此人熟悉国军战术，又深谙日军习性，更重要的是，他左臂那道被日军刺刀挑开的旧伤，让他在伪军队伍里能轻易博得“同道中人”的信任。 1943年初，当日军对苏中四分区实施“篱笆政策”，用竹篱笆分割封锁根据地时，粟裕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 1943年2月17日，南通县十总店的百姓目睹了骇人一幕：通海自卫团的士兵突然朝空中鸣枪，汤景延抡起捷克式轻机枪扫射营地旗杆，新四军的红旗应声而落。 三名被秘密替换成汉奸死囚的“战士”倒在血泊中，汤景延踩着一地碎瓷片，将花名册摔在赶来劝说的指导员脸上：“老子要去吃皇军的白米饭了！” 这场戏的每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汤景延故意打碎粟裕赠送的景德镇茶具，让伪军眼线确信决裂；他让心腹排长假装醉酒，在日军联络官面前“说漏嘴”：“团长早看不惯穷鬼做派。” 就连那三名“牺牲者”，都是粟裕从死刑犯中挑选的土匪——处决前夜，汤景延亲自给他们端来断头酒：“你们的命换六百兄弟活路，值了。” 日军将这支“投诚”部队安置在戒备森严的三余镇。汤景延每日清早带着部下出操，口令声能传到两里外的日军观察哨。 暗地里，战士们借修建碉堡之便，用芦苇管在砖缝里传递情报；炊事班的老班长以卖菜为由，把微型胶卷藏在腌菜坛底。最惊险的是运输队的小赵，他负责往南通城运送“孝敬”日军的活禽，每只鸭子的嗉囊里都塞着密写药水的蜡丸。 1943年深秋，汤景延受邀参加日军军官的菊花宴。酒酣耳热之际，小林信太郎突然将佩刀横在他颈间：“听说汤桑昨晚去了镇西土地庙？” 汤景延面不改色地解开衣襟，露出后背密密麻麻的伤疤——那是三个月前为掩护日军“扫荡”故意挨的游击队流弹。“太君若怀疑我，”他抓起滚烫的火锅汤勺按在胸口，“不如把我这颗心挖出来看看？” 六百人的队伍并非铁板一块。有个叫胡三宝的士兵受不了伪军待遇，半夜偷溜出去想回根据地，被巡逻的日军逮个正着。汤景延当众用马鞭抽得他皮开肉绽，转身却让卫生员悄悄送去磺胺药。那晚，他在日记里写道：“今日鞭挞兄弟，心如刀绞。然革命烈火，需以血泪为柴。” 1944年9月28日，汤景延接到密电：明夜零时，以三颗红色信号弹为号。他借口“清剿游击队”，将全团调往日军物资仓库驻防。子夜时分，三余镇突然全城断电，六百条黑影同时撕开伪军制服，露出里面的新四军灰布军装。汤景延一脚踹开仓库铁门，战士们扛着二十箱炸药冲进巷道。 激烈的枪声中，汤景延带人直扑日军电讯室。值班的日本兵尚未摸到警报器，就被他用武士刀钉在墙上——正是小林信太郎赠他的那柄“忠心见证”。当第一声爆炸震碎玻璃窗时，他正用发报机向新四军总部发送最后一条密电：“樱花已谢，牡丹当开。” 这场暴动持续了六小时十三分。汤景延部炸毁日军军火库三座，击毙日伪军二百余人，带着四百二十三名幸存者冲破封锁线。 撤退途中，他亲自背着腿部中弹的司号员小吴，在芦苇丛中趟出十里血路。东方既白时，粟裕站在青龙港渡口迎接，目光扫过人人带伤的队伍，最终停在汤景延被硝烟熏黑的脸上：“你的茶具，该换套新的了。” 1945年日军投降后，汤景延调任华东野战军某师副参谋长。淮海战役期间，他多次化装潜入敌占区，将当年在伪军队伍里练就的“演技”发挥到极致。1948年冬，他在双堆集前线被国民党炮弹击中，临终前从贴胸口袋摸出张发黄的合影——那是六百“叛军”在日军训练场拍的最后一张集体照。 粟裕听闻噩耗，独自在指挥部坐了一夜。天亮时，警卫员发现桌上摆着两只缺口的青瓷茶碗，碗底沉淀着早已冷透的残茶。三余镇突围时救下的小吴，后来成为某军区情报处长，他办公室的玻璃板下永远压着半页烧焦的电文纸，上面依稀能辨出“樱花已谢”四个墨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