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潜伏在日寇“心脏”的地下党施亚夫刚回到家，伪副师长的妻子就找到了他，悄悄对他说道：“今天我在师长家打麻将时，听师长夫人说，日军怀疑你是新四军，你可要当心啊！” 施亚夫，原名施满侯，江苏南通人。早在他13岁那年，就已经外出闯荡社会，干起了纱厂的拾筒工。后来，他改名王生，投身革命，参加了红四军，不久就凭着灵活的头脑和打仗不要命的劲头，升到了营长，还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不过让施亚夫名声大震的，还是他在1941年接受组织交给的一个特殊任务。那一年，党组织指示他打入汪精卫伪政权的高层，担任伪第七师的师长，目的就是要搜集日伪的情报，支援新四军的抗日斗争。施亚夫接受任务后，马上就黑进了南通汉奸的大本营，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投日的伪军师长。 这个当了伪军师长的施亚夫，表面上对日本人唯唯诺诺，对汪伪政权阿谀奉承，但暗地里却是运筹帷幄，和新四军里应外合。他假借跟日伪高官下棋、喝酒的机会，打入敌人内部，提前获知了日军的许多重要情报，再秘密传递给新四军，为抗日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好景不长，施亚夫的身份终究还是被日本人怀疑上了。1944年初，驻扎在南通的日军少将小林信男对伪军高层进行了清洗，不少伪军高官接连遭殃。小林信男盯上了施亚夫，认为此人来历不明，很可能是新四军安插在伪军中的卧底。 随着施亚夫所在的伪第七师被撤销，他本人也被降职为新组建的伪第三十四师的参谋长。施亚夫感到大事不妙，自己多年的卧底身份恐怕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就在他冥思苦想之际，伪军副师长的妻子悄悄来到他家，告诉他在伪军师长家听到的那番话，更加证实了他的担心。 施亚夫知道事情不能再拖了，必须尽快行动起来。他马上通过秘密渠道，向党组织汇报了自己面临的危险处境。组织了解情况后，立即指示施亚夫制定起义计划，以便在形势进一步恶化前先发制人。 接到组织指示，施亚夫开始暗中筹划起义事宜。他利用职务之便，与部下中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取得联系，秘密发展起义力量。同时，他还借口外出打猎，到郊外的一个隐蔽地点，与苏中军区领导叶飞接头，商讨起义的具体方案。 经过慎重考虑，施亚夫决定利用日军尚未掌握确凿证据的时机，先下手为强，发动武装起义。起义日期初步定在1月11日，届时新四军部队将从外部接应，并给予有力支援。施亚夫当即着手部署，对参与起义的部队进行秘密动员，并为他们准备好武器弹药。 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1月4日，施亚夫突然得到消息，日军将提前在6日对伪军进行清洗，届时自己可能会首当其冲。形势万分危急，施亚夫当机立断，决定将起义行动提前到5日凌晨。 施亚夫连夜赶往新四军驻地，与叶飞再次碰头，请求将配合起义的部队也一并提前。叶飞表示组织将全力支持施亚夫，并且已经派遣部队在南通城外严阵以待，一旦起义开始，将立即发起进攻，越城接应起义部队。 双方一切准备就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谁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日军少将和伪军师长突然邀请施亚夫到师长府邸打麻将喝酒。施亚夫心里一惊，敏感地意识到这可能是日军设下的圈套。 不去吧，无异于自曝其短，去吧，又像是羊入虎口。施亚夫权衡再三，最后还是决定赴宴。他心里有了打算，把带队起义的任务交给两个得力助手，自己则孤身犯险，去赴这场鸿门宴。 施亚夫来到师长府邸，发现日军少将和伪军师长都在，几个人表面上有说有笑，推杯换盏，但暗流涌动，针锋相对。酒过三巡，施亚夫借口醉酒，要请司机送他回家。师长马上答应，还特意叮嘱司机，一定要将施亚夫安全送到。 司机没想到，这一路上他也成了施亚夫策反的对象。施亚夫先是跟他拉家常，说起老家的情况，然后话锋一转，谈到日本鬼子如何如何欺负中国人。司机连连点头，对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 就在谈话间，车到了城门口。施亚夫对守城的伪军喊话，就说师长有紧急军情，让自己连夜出城办事。伪军见是师长的车，也不敢怠慢，当即开门放行。就这样，施亚夫顺利出了城，和接应的新四军会合了。 与此同时，留在城里的起义部队也行动了。他们秘密包围了日军指挥部和其他重要据点，发起突然袭击。双方激战数小时，起义部队占据上风，日伪军节节败退。 天亮时，人们发现南通城里插满了青天白日旗，到处都是欢呼雀跃的民众和胜利的起义部队。施亚夫也率领援军回到了城里，与起义部队胜利会师。这一仗，共有2000多名伪军起义，一举扭转了南通的军事形势。 事后，组织上给施亚夫记了一等功。在嘉奖令上，这样写道：＂施亚夫同志受组织指派，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表现机智勇敢，出色完成任务，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特予嘉奖。＂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党组织对施亚夫的高度评价和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