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的牢房里，一名女囚连声求饶：“别打了，我招，我全招。”没过多久，日军中计，替她杀了叛徒丈夫。女囚听说后，泪流满面，却如释重负。这名女囚，名叫田仲樵，是一名地下党员。 1939年的东北，一场暴雨让日军监狱显得格外阴森。田仲樵被关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身上的伤痕触目惊心。 三十二岁的她，此时已经是第三次被日军抓捕。她的革命道路，要从三十多年前说起。 1907年，田仲樵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富裕家庭。那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东北更是列强环伺的重点地区。 她的父母都是＂反帝同盟会＂的成员，常年奔走于东北各地，组织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活动。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年幼的田仲樵耳濡目染了许多革命思想。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田仲樵亲眼目睹了家园被侵略者践踏的场景。 面对日军的侵略，二十四岁的田仲樵毅然加入了抗日救国会。她最初担任一名交通员，主要负责传递情报工作。 在担任交通员期间，田仲樵表现出色，多次在日军的眼皮底下成功传递重要情报。一年后，她成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组织的培养下，田仲樵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员。她的工作能力和组织才能得到了组织的认可。 到1937年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开始大举南下。田仲樵在这段时期表现突出，被组织任命为县委书记。 这个任命让她成为了当时东北地区职位最高的女性领导人。她分管的工作包括建立秘密联络点、组织地下抗日活动、发展新党员等多项重要任务。 特别是在建立与苏联的秘密联络线路方面，田仲樵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条线路成为了东北地区地下党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渠道。 1938年，上海、南京等地相继沦陷，抗战形势日益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地区的地下党工作变得更加艰难。 在一次传递情报的任务中，田仲樵不幸被日军发现，这是她第一次被捕。日军对这位女地下党员施以酷刑，用尽各种手段逼问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田仲樵始终保持沉默。最终，在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下，她成功逃脱。 第二次被捕发生在宋一夫叛变之后。由于宋一夫的出卖，大批地下党员被日军逮捕，田仲樵也难逃厄运。 所幸这次日军并未发现她县委书记的身份，将她关进了普通牢房。不久后，组织再次成功将她救出。 1939年初的一天，田仲樵在执行任务时遭遇第三次被捕。这一次，日军上来就直接说出了她的真实身份和名字。 这让经验丰富的田仲樵意识到，这次被捕一定是有人告密。这次行动的计划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其中就包括她的丈夫苟玉坤。 在狱中，日军对田仲樵实施了更为残酷的刑讯。老虎凳、辣椒水、竹签钉指甲，各种酷刑轮番上阵。 在一次放风时，田仲樵听到了丈夫苟玉坤与日军谈话的声音。这证实了她的猜测，出卖她的正是自己的枕边人。 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田仲樵开始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她装作身体虚弱，向日军提出愿意为他们做些洗衣、缝补的工作。 日军认为从她身上已经套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便同意了她的请求。这给了田仲樵实施计划的机会。 她开始精心设计陷阱，在给日军洗衣服时，将一张写有密信的纸条放进了苟玉坤的衣服口袋。纸条的内容暗示苟玉坤是假投降，实际在为地下党做长期潜伏工作。 几天后，她又在苟玉坤的衣服夹层里放入第二张纸条，内容是关于一次秘密接头的任务安排。这两张纸条都被日军搜身时发现。 日军对苟玉坤的态度立即发生了转变，从最初的信任变成了极度怀疑。他们开始严密监视苟玉坤的一举一动。 对于突然出现的纸条，苟玉坤百口莫辩。他的解释在日军眼中变得苍白无力，最终被日军当做双面间谍处理。 日军按照他们的判断，很快对苟玉坤采取了行动。在确认他是＂双面间谍＂后，日军对其进行了处决。 这个消息传到田仲樵耳中时，她的脸上虽然流下了泪水，但神情却变得轻松了许多。组织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叛徒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获救后的田仲樵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投入到地下工作中。她深知革命事业的重要性远超个人恩怨。 1941年，田仲樵在牡丹江执行一项重要任务时，再次遭到出卖被捕。这一次，日军对她采取了更严酷的刑讼手段。 在狱中，田仲樵面对的是一轮又一轮的审讯。日军轮番上阵，用尽各种手段想要从她口中得到情报。 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她也没有透露任何组织的秘密。多年的牢狱生活和反复的酷刑，让她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党才在监狱中找到了田仲樵。这时的她，已经在狱中度过了将近四年的时光。 在东北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像田仲樵这样的地下党员还有很多。他们在暗处默默工作，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胜利。 田仲樵的故事，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在个人情感和革命事业面前的选择。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革命事业。 这种选择不是轻易做出的，而是建立在对革命事业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她明白，只有革命胜利，才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