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是4国并存，为何罗贯中只写了三国？被抹去的一国很熟悉 建安十二年，曹操北

东汉末年是4国并存，为何罗贯中只写了三国？被抹去的一国很熟悉 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大破胡骑于白狼山。 班师途中，他勒马回望辽东，忽对左右叹道：“公孙康若献二袁首级，辽东可暂寄其手。” 此言道破了一个被后世遗忘的真相。 当魏蜀吴在中原逐鹿时，辽东公孙氏已悄然构筑起第四方势力。 这个盘踞边陲五十余载的政权，却在罗贯中的笔墨下消散如烟，只在《三国志》的夹缝里留下文字。 公孙度的发迹映出乱世中权力的荒诞。 中平六年，这个因与玄菟太守亡子同名而获重用的寒门子弟，在董卓乱政的混沌中接过辽东太守印绶。 他整治豪强、收编流民，将边塞苦寒之地经营得“仓廪实而知礼节”。 建安九年，其子公孙康将袁尚、袁熙头颅献给曹操时，辽东已控五郡之地，治下百姓二十余万，规模堪比初据荆州的刘备。 这般基业，却在《三国演义》里沦为曹操征乌桓的背景板，连公孙康斩杀二袁的戏剧性场面，也被罗贯中刻意安插给“五关六将”的虚构桥段。 这种历史书写的选择性遗忘，实则是权力话语的必然。 公孙渊自立为燕王时，遣使南通孙权，北联鲜卑，俨然要搅动天下棋局。 可当司马懿率四万魏军压境时，这个“国家”竟如纸糊般顷刻倾覆。 围城月余，襄平城内“人相食，死者大半”，最终公孙渊父子首级被快马传至洛阳。 这般仓促的谢幕，暴露出公孙政权的致命伤。 他们始终是割据军阀而非天命所归，是乱世投机客而非正统角逐者。 罗贯中深谙此道，故将笔墨集中于“汉贼不两立”的伦理叙事，辽东的苟安自保自然成了不合时宜的杂音。 “鼎足三分”，是胜利者裁切的史册；而那些湮没在边角缝隙里的故事，是乱世真正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