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被蒋介石免去一切职务，他不甘寂寞，花四千两黄金开办了一个轮船公司，之后又经营其他产业，成为有名的大商人。 徐恩曾以贪财出名，在主持中统事务时就挖空心思的敛财。有一次，徐恩曾一次买了三十万多斤黄豆，堆在中统库房，意在囤积居奇，待价而沽，发一笔横财。 没有想到，市场上回风顿起，黄豆价格下跌。徐恩曾一看三十多万多斤黄豆被套牢，既不愿折本抛售，又不能久放等涨，便接受妻子费侠的点子，雇请工人在徐公馆里办起了豆腐坊，每天做出豆腐，派人挑到市场出售，卖不完的就送到中统局伙食团，强行要中统机关食堂买下。 有些中统特务就在背后指指点点地议论：徐公馆开豆腐坊，中统徐老板又做起豆腐店老板来了。中统特务刘介鲁等人，听到这样的闲言碎语，觉得不雅，就大着胆子向徐进言：“豆腐担子天天在公馆进进出出，外人看来有失体面。” 费侠在一旁听了，不以为然的说：“没有关系，黄豆不能蚀本卖出去。” 刘为之警告说：“这样多的黄豆，磨豆腐一时也磨不完，生起虫来就更麻烦了。” 徐恩曾听了之后，只好对刘介鲁说：“你设法找人卖出去吧。” 刘介鲁于是遵命找到一位经营杂粮的商人，托他把这批黄豆卖了出去，由卖黄豆的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徐恩曾对一丝一毫的利益都是不能放弃的。 1945年1月30日，对徐恩曾极度失望的蒋介石，写了“撤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手谕。徐恩曾丢掉职务后，便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经商上。 徐恩曾先是开办了“农垦机械公司”，以此为由头通过陈果夫、陈立夫的关系，从银行贷了不少的钱，而直到国民党败逃台湾，这个所谓的“农垦机械公司”也没有开展业务。 之后，徐恩曾又办了一个“打捞公司”，并招聘了一批日籍的潜水员，想要打捞在吴淞口及江阴沉没的轮船。不知是打捞难度太大，还是这批日籍潜水员不肯出力，总之是这个打捞公司终究没有弄出名堂。 “打捞公司”亏了一大笔钱后，徐恩曾也不灰心，又办了一个“轮船公司”，拿出四千两黄金买了一艘海轮，以上海为中心，航行于天津、基隆、广州之间。当时，私营船只大都被蒋军征做军用，船主们怨声载道，徐恩曾则通过自己当特务头子时的旧关系，免于被征用，因此“轮船公司”的生意很不错。 徐恩曾和与浙赣铁路管理局局长雍家源私交不错，该局为修补路基，需要大量枕木，并在上海设有枕木公司办事处，专门办理此事。徐恩曾了解到这一信息，便找到雍家源，揽下向浙赣铁路上海枕木公司办事处供应枕木的生意。 徐恩曾还找了中统老特务、时任国民党江西省第五区行政专员冯琦，委托他帮助办理枕木货源。冯琦是徐恩曾的老部下，又收了好处，于是很积极的协助徐恩曾从江西采购木材。借此，徐恩曾大捞了一笔。 此外，徐恩曾运用自己在中统时经营的旧关系，帮助不少亲朋好友解决了一些商务纠纷，他也从中收取好处费。 1948年，徐恩曾有一位友人，因经营外贸时，被同伴拿了一万元美金，不肯归还。友人向徐恩曾求援，徐恩曾便找到中统大特务赵毓麟，由赵毓麟出面，运用特务力量逼那人老老实实地归还了一万元美金。 有一次，一个福建籍的中统特务高某，从闽侯汇了一笔约值300两黄金的货款给在沪的一位亲戚，托购百货运赴福州，两人并订有合同。但这个亲戚拿到货款后，私下买进黄金，囤积起来。等到一段时间以后，以货源缺乏为由，仅以少量黄金，即兑换了同样数目的款项退还高某。 这在当时物价如脱缰野马的情况下，高某损失之大，自不待言。为此，高亲乘飞机赶到上海，求助于徐恩曾，徐恩曾照例转托赵毓麟相助，赵毓麟当即派人帮助摆平了这件事。 事后，高某拿出五十两黄金酬谢徐恩曾，徐恩曾也不推脱就接受了，当然他本来就是靠此赚钱的。 中统特务张国栋回忆说：“在1946年至1948年间，由于徐恩曾的不断钻营，浸浸乎跻于上海经济闻人之列矣。1948年，徐恩曾在上海过五十岁生日的日后，一时贺客盈门，车水马龙，途为之塞，可见其气势不凡矣。” 1949年初，徐恩曾和妻子费侠都参加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CC系”骨干方治所组织的一个小团体，曾经对手令“永不录用徐恩曾”的蒋介石，这时也默认了方治的做法。 不过，徐恩曾也不傻，他也清楚方治搞这个小团体无非是骗蒋介石开心，他清楚国民党大势已去，曾忧心忡忡地对费侠哀鸣：“完了，一切都完了。” 1949年3月，徐恩曾带着费侠从上海仓惶逃往台湾。到台后，徐恩曾继续经商，不过不如之前那么顺利，毕竟国民党逃台的军政大员那么多，僧多粥少，徐恩曾的旧关系不顶用了/ 徐恩曾以记忆力强而出名，许多人在见过一面之后多年后仍然能提名道姓，但到了晚年，他却得了 脑健忘症，以至遇到老友故旧时，都不认识了。 1985年，徐恩曾病死，年89岁。比起戴笠、郑介民、毛人凤等许多同时代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虽然早早的被赶了下去，但却比这些人都要活得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