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5日，贺龙接见了率部起义的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官裴昌会，他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的人不算血债。” 接着，贺龙问起胡宗南逃跑的情况及国民党军残部西撤的意图，裴昌会说：“胡宗南仅带几个亲信乘飞机逃走，去向不明。他把部队西撤的意图是：先到西昌集中，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台湾。但他仓惶出走前，对部队没有下达过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 贺龙听后哈哈大笑，说：“这个胡宗南，果真是志大才疏。” 贺龙又问裴昌会：“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的部队，你对他们有把握没有？” 裴昌会说：“绝对有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士无斗志，官气不扬，想不至于有什么异动。” 贺龙说：“我的先头部队要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广元去，等后续部队到了我再来。” 12月28日，贺龙再次来到德阳，对裴昌会说：“你准备好，元旦我们要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你就跟着我一块走吧！” 裴昌会欣然同意说：“好！”贺龙还要裴昌会带上电台和一个警卫营。裴昌会问有什么任务？ 贺龙笑着说：“帮我们把胡宗南弃置的部队收容起来，还有一个三十八军没有就范，你刚来，对我们部队的一切事情都还不清楚，我们部队的人也还不认识你，可能会有不礼貌的事，我派敌工部的副部长刘玉衡跟你在一起。” 1950年元旦，裴昌会率七兵团司令部的部分人员随贺司令员到达成都。到成都以后，裴昌会一面敦促尚在茂县一带顽抗的国民党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放下武器，一面登记接收原西安绥署所属各部散处在成都的人员。 对于三十八军的解决，贺龙对裴昌会说：“你给李振西发个电报，让他把部队带回剑阁，还算他起义。” 裴昌会发去电报后，李振西不为所动。过了几天，裴昌会再向贺龙汇报说：“这个部队不可靠，下边部队都不愿打，可以派部队压他一下。” 贺龙采纳了裴昌会的意见，1950年1月21日，解放军在茂县包围了李振西部，李振西急得不得了，在一夜之间竟给裴昌会发来二十几封电报。贺龙指示裴昌会说：“让他放下武器吧。” 裴昌会又给李振西发去电报，李振西同意放下武器。贺龙要裴昌会派副官处长带上一部车子把李振西接来。 同李振西见面后，贺龙对李振西一点不歧视，很诚恳地对他说：“投诚的、起义的，都是革命大家的一员，你先到高级研究班去学习，将来再分配工作。” 对于原西安绥署散处在成都的人员登记接收工作，裴昌会指定绥署人事处长李德庵负责，在守经街和大慈寺设登记点，接收了三千多人，这些人被安排在西南军大川西分校和十八兵团随营学校学习。 裴昌会的第七兵团起义部队在中江、三台、盐亭集中整训，裴昌会与解放军代表黄立清共同负责。1950年10月整训任务完成后，部队开赴天水，之后经陕西转赴朝鲜前线。 在部队整训期间，裴昌会于1950年4月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 在部队开始整编时，裴昌会曾向贺龙反映：“我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又经过几次反复，对军事生活厌倦了，想退出军界，转业到地方工作。” 贺龙对他说：“你还是要回部队工作，目前整编部队还需要人。” 部队整编结束后，裴昌会又向贺龙反映了转业的要求。贺龙说：“那好，你到川北去好不好？” 1950年10月，裴昌会到了川北行署，担任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同时还兼管交通、农林方面的工作。1952年11月，裴昌会调任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 裴昌会转业到地方时已年近花甲，主管工业完全是从头学起，逐渐由外行变成内行。西南几个大型纺织厂的基本建设，都是他参与搞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在西南纺管局是正局长，很多大事都要由我决策，不学不行。我转业时，贺老总嘱咐我，要学会做地方工作，要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我完全是照这样去作的。” 从1958年7月到1966年2月，裴昌会又担任重庆市副市长，也分管轻工业，为西南和重庆轻纺工业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进入1980年代，裴昌会虽然年事已高，不能从事具体工作，但对国家大事仍然十分关心。有的重要问题，裴昌会直接向上级反映。比如忻口战役中，在前线壮烈牺牲的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在落实政策中，当地没有得到解决，郝梦龄的家属通过裴昌会向上级反映，经有关主管部门复查，得到了落实。 自1987年以来，裴昌会自感身体越来越差，时日无多，当时他的大儿子退休陪他住在重庆，但是他的夫人于西华和另外三个儿子及一个女儿和孙辈等十多人，还在台湾，骨肉分离之苦让他痛苦。 1992年3月23日，裴昌会在重庆逝世，终年96岁 ，生前他不无感慨地说：“我最大的心愿是加速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使海峡两岸分离了几十年的亲人，欢聚一堂，共叙天伦之乐，两岸同胞，携起手来，为振兴中华，造福子孙作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