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军在青岛黄岛到处抓壮丁。当时，23岁的范春旺结婚才两年，刚有了一个孩子。他11岁那年父亲就去世，母亲拉扯着他和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日子过得很辛苦。 范春旺是家里长子，是顶梁柱；同时，他的名字也上了村公所的花名册。为了躲避抓壮丁，他一遍遍地躲出去，家里的地也荒了，眼看就要家破人亡。这时，母亲拿了主意，让16岁的弟弟范中三顶着哥哥范春旺的名字，去村公所报到。 范春旺不答应，弟弟还没有枪高。父亲临终前特意嘱托他，好好帮着母亲把弟弟和妹妹拉扯大，这样做会一辈子对不起父亲。可奶奶也赞成母亲的话，只有这样，这个家才能保下来，她们娘儿几个才有活下去的指望。 当时，瘦小的范中三穿着一身破衣服，还光着脚。临出门时，范春旺含泪叫住了弟弟，把自己身上结婚时刚刚缝的一件新布褂子、脚上结婚时媳妇缝的布鞋，统统脱了下给弟弟穿上。就这样，范中三走出了家门。 哪知道还没几天，范中三就被国民党军带去了台湾。49岁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身体很快就不行了。那会儿，每到吃饭的时候，母亲便要给弟弟留出一个位置，放上一个碗，一双筷子，说：“这是中三的位置，他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等了十几年，范中三还是没有音信，母亲有些绝望了。有很多次，范春旺夜里醒来，发现母亲没有跟奶奶睡在一起。最后，他来到海边，发现母亲跪在沙滩上，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不断地拜着，她要老天保佑弟弟平安无事，活着回来见她。 到了最后几年，母亲便有些神经质了，不准任何人提起弟弟，谁要是提起来她便要嚎啕大哭。她往海边跑得也更勤了，一天到晚要是找不到她，那就是肯定到海边去了。 1962年冬天，母亲终于熬不住了，她临死之前还拉着范春旺的手说：“春旺啊，我不能死，我要活着等你弟弟回来，我要是现在死了我没有脸去见你爹啊，他要知道你弟弟是我让他走的，你会骂死我的呀。” 1971年，71岁的奶奶也走了，也没等回那个她最喜欢的小孙子。 老人们都不在了，范春旺又在为弟弟的事内疚，如果弟弟真的不在人世了，那他这一辈子也是不得安宁了。 1972年，范春旺终于收到了一封从新加坡捎来的信。看了信他才知道，弟弟还活着，在台北生活，娶了个台湾本地的女子做媳妇，已经有了三个女儿。范春旺马上到奶奶、父亲和母亲的坟前烧了香，让他们在九泉之下瞑目。 从那时起，范春旺就开始盼弟弟回家，能再见上一面。 可从收到第一封信到再收到第二封信，过去了整整10年。1982年，范春旺才又收到弟弟托人，从日本捎来的信。范春旺却没法儿给弟弟回信，只好等着。 又等到1988年9月8日，56岁的范中三终于回来了。 当年，范中三到台湾后，在部队呆了没多久便退役。由于从小没念过书，他吃了很多苦。多年有了一点积蓄，他考了计程车司机的驾照，最后干上了计程车这个行当。生活有了着落了才结婚生子，虽然辛苦，日子总算过得还不错。 这次回来，范中三也没埋怨母亲。其实，最苦的还是母亲，她带着老少四代人挣扎着过日子，却因为自己做的决定，生生后悔死的。 随后，范中三一般是两年回来一次。范春旺劝他少往回跑吧，这样花钱也不是个事儿。可弟弟总是叹气说：“大哥，你不知道，我是回到台湾就想大陆，回到大陆就想台湾，你说我该怎么办?” 范中三在台湾待了40年，不仅一音未改，连生活习惯也还是喜欢咱北方的，他说在那边过了半子一直是在晃荡中过去的，心里一点踏实感都没有。自从回了老家，找到了亲人，他那种想要回来的愿望就更强烈了。有时候开着计程车，忍不住要跟坐车的客人聊祖国内地的事儿，知道对方是老乡时连车钱都不要。 在台湾，每到过新年他就心情不好，不想在家里过，就一个人开着计程车在大街上转来转去，一跑就是半宿。然后，找个小酒馆喝酒，直喝得晃晃悠悠回家就睡着了。第二天又开车上街，见到那些出来拜年的人，他才知道已经是大年初一了。 1995年5月，62岁的范中三带着媳妇和女儿，回到家乡给哥哥过70大寿。那天晚上，姐姐和两个妹妹也从别的村赶来，一家人真的团聚了。这是范春旺一辈子里最高兴的一件事，为此，他特意到奶奶和父母的坟上去哭了一场。 后来，弟弟有一次回来说：“大哥啊，我也是跑一趟少一趟了，年纪越来越大，有时候我真觉得再也跑不动了。可是，不跑又不行，总觉着这是个家，不回来就牵挂得不行。不回来看看，夜里就睡不着觉。回来一次，能睡半年踏实觉；半年以后又睡不着觉了，我知道又是在想家了。” 说实在的，弟弟的心情范春旺能理解，他又何尝不是这样，他每次像母亲一样往海边跑时，儿子就问他:“爹，你是不是又想俺小叔了?” 每当这时，儿子就劝范春旺：“爹，你好好养身体，好好活着。小叔他这么有福气，能16岁离开家，56岁再回来，那他就一定能赶上两岸统一。到那时，咱们一家不就真的团圆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