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初，见金三角国民党残军主力撤走，缅军集结三万兵力进剿，声称要把剩下的几千残军赶到湄公河去喂鱼。 国民党残军撤台之后，金三角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原先三万人的残军，大部分不是撤往台湾，就是以开小差和不辞而别的方式为自己另找出路。 到19534年初，留在金三角的残军只剩下不足六千人。 面对缅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接替李弥的残军新任总指挥柳元麟采取的战略是以退为进，上山打游击，不正面对抗。问题是，缅军吸取了前几次失败教训，抓住战机穷追猛打，大有要把残军赶下湄公河喂鱼的势头。 幸好，缅军打了几个胜仗就松懈下来，不再集中优势兵力作战，而是拉开大网到处清剿，这就给了残军喘息之机。 “忍辱负重，苦撑待变”，这是蒋介石对柳元麟的亲训。残军从前打仗靠李国辉，随着灵魂人物李国辉去了台湾。柳元麟只能依靠段希文，重组后的残军，云南籍占据绝对优势，重建的四个军，军长都是云南人，官兵也大都是云南籍的，这就导致总指挥柳元麟被架空，他手里实际能指挥的只有不到一个团。 因此在作战会议上，虽然柳元麟严厉下达出击令，对缅军实施重点反攻；参谋部还为此拟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并用密电上报台湾。但是，计划遭到军长们的联合抵制，他们全都不说话，因为没有人愿意把部队交给柳元麟指挥。 后来，有人公然打起哈欠来，一个接一个，鼻涕口水都淌出来，这是犯了大烟瘾，于是不得不暂时休会。这些染上鸦片烟瘾的将领包括段希文和李文焕。 第二天再开会，残军参谋部宣布放弃联合作战计划，另拟一个统一指挥、分头作战的方案。这次，军长们情绪高涨，因为分头作战相当于不会将兵权丢失，不用担心柳元麟的长官部一不留神就把自己的队伍给搞没了。大家还推举第三军军长段希文作前敌指挥，这就等于完全撇开总部，由四个云南籍的军长做了主。 会后，柳元麟不动声色地向军长们表示祝贺，预祝反击成功。 残军的袭击分三路实施：第一路由连长坤沙带领，直捣缅兵营部。当时，缅军营长貌丁少校正在跟军官竹牌。敲竹牌是缅甸大城市流行的时髦游戏，类似西方扑克牌，只有十二张牌，掷骰子决定先后，赌博以点大为胜。枪声响起后，还没等貌丁少校抓到武器，残军就撞开门冲进来。貌丁不甘心束手就擒，他不理会警告继续扑向武器，被冲锋枪打成了蜂窝。 第二路由团长张苏泉带领，直扑缅军兵营。缅兵处处效仿当年的殖民军，驻营睡觉不带武器，武器被集中锁在柜子里，依据是为了减轻武器对士兵心理的压力。因此，只有少数拿到武器的缅军士兵进行了还击，战斗进行了十多分钟就自动停止，光着上身的缅军举起了白旗。 第三路由残军副参谋长钱运周亲自带领。去解救被关在石牢里的亲人。他死里逃生的岳父孟萨大土司得救后，命令下人将那些作恶多端糟蹋妇女的缅兵俘虏乱棍打死，又把一百多个缅兵俘虏变成了家奴。 外围解决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景栋城。 景栋为东掸邦专员驻地，缅军总司令部也驻在这里，戒备森严。可是，从前李国辉的得力部下、娶头人女儿做老婆的残军团长蒙宝业还是混进了城。 城里探子早把情报摸得一清二楚：行政专员公署在东街，有一排警卫；司令官住在城西兵营，进出都要戒严。景栋城共有一团地方部队和一旅政府军，四门均布有岗哨，防守十分稀松。 司令官虽然行踪不定，但也有一些规律：比如晚上常去一家叫做“千纸鹤”的日本歌舞伎丁，同日本艺伎吹拉弹唱。司令官青年时代曾到日本受训，二战时站在日本人一边，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但是，他的警锡性很高，不论再晚都要返回兵营，从不在外面过夜。 蒙宝业想在日本伎丁下手，不料一连两晚都没有得手，因为目标有重兵保卫，甚至还开来一辆装甲车，把伎丁团团包围。 蒙宝业正束手无策时，他的一个当地部下及时建议，说往城西兵营去有一座石头桥，地形狭窄，可以等缅兵车队返回时再打伏击。 当晚，突击队进入伏击地点埋伏下来，桥头横了圆木，只等汽车一停下来就动手。半夜过后，一共五辆车首尾相衔地开来，蒙宝业果断下令打中间那辆汽车。因为在他看来，前面是开道，后面是保镖，大官应该夹中间。 第一辆开路的装甲车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加足马力通过了障碍。后面的汽车却过不去，跳下许多士兵急急忙忙来搬路障。蒙宝业一声令下，队员们把手榴弹扔出去，爆炸声响成一片。袭击很成功，两辆汽车燃起大火，突击队趁敌人没有清醒过来，顺利撤走。 当突击队安全返回总部后才得知，缅军总司令居然安然无恙。后来查明，总司令居然没有按照惯例乘坐中间的汽车，而是躲在第一辆开路的装甲车里。 残军这次反击后，缅军又发动了几次代号为“猎狗行动”、“贝英豪战役”、“昂山行动”的大规模攻势，企图彻底赶走盘踞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令人遗憾的是，军事进攻基本上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相反，残军却从山里打到平地，从东掸邦打到西掸邦，甚至打出了金三角。到1960年，残军已经恢复占领除景栋等重镇外的金三角大部地区，大有把缅军赶出萨尔温江流域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