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蒋介石怀疑侍卫长钱大钧参与了“西安事变”，召来质问，钱大钧哭着撕开上衣，露出前胸触目惊心伤口，蒋介石这才打消猜疑。 蒋介石在1936年12月4日到西安后，他的保卫工作是由侍从一室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和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共同负责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回到南京后，秋后算账的话，钱大钧和蒋孝先都是脱不了干系的，不过蒋孝先已死，所以矛头就指向了钱大钧。 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外出的蒋孝先才带着警卫开车回蒋介石所在地临潼。蒋孝先对东北军的“兵谏”一无所知，在回去的路上，乘坐的汽车被东北军士兵拦下。 蒋孝先大怒，骂道：“你们瞎了狗眼吗？没有看到这是委员长侍从室的车？” 拦截蒋孝先汽车的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这些官兵平素就对跋扈的蒋孝先不满，当即缴了蒋孝先和其他几个警卫的枪，并把蒋孝先拉到一旁，立即枪决，就这样，被蒋介石准备大力培养的侄孙蒋孝先，进入侍从室一年多，就落得了被杀的下场。 蒋孝先私自外出，但毕竟人已经死了，而且名义上他掌管的第三组，归侍卫长节制，所以在临潼 负责蒋介石安全责任最大的自然就是钱大钧了。 钱大钧能以侍从一室主任兼任侍卫长，蒋介石是肯定视他为心腹的，但戴笠及其他人反馈的一些情报，让蒋介石不得不对钱大钧产生怀疑。 在蒋介石刚到西安后，张学良在拜望蒋介石之余，也不忘抽空和侍卫长钱大钧聊聊天。 两人闲聊一番后，张学良说：“据委员长专列的司机讲，机车车头气泵有点毛病，要到西安车站维修一下，时间不长，很快就回来，你看如何？” 钱大钧说：“好的，没问题。你看这点小事，还让张副司令费心。” 专列的车头开走后，就没有再开回来，也没有安排其他车头代替。没有火车头，一旦遇到突发事故，蒋介石如何逃生？这是钱大钧参与西安事变的嫌疑之一。 此外，“西安事变”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杨虎城安排宴会，宴请军政大员，钱大钧有侍卫长这个身份，按理不是非去不可的，但好热闹爱喝酒的他没有推辞，也出席了。酒宴上，钱大钧喝了不少，半夜回去后就蒙头大睡了。 东北军进攻华清池时，枪声响成一片，蒋介石非常惊慌，但就是见不到钱大钧这个侍卫长的人影。 后来，蒋介石逃跑时，又是爬墙头，又是躲避机枪，藏身山洼，本该跟随左右的钱大钧不见踪影。 有了这两个疑点，钱大钧是有嘴也说不清。钱大钧在酒醉熟睡中被枪声惊醒，他急忙跑去蒋介石的卧室，发现人已经不见了，他又跑出来查看情况，被流弹击中前胸，子弹从前胸穿过，伤及肺叶，钱大钧跌坐在墙角。 有东北军军官认出了钱大钧，报告临潼捉蒋的总指挥、东北军师长刘多荃，刘多荃派车送钱大钧去西安的医院救治。 后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到西安后，曾去医院看望了受伤的钱大钧。钱大钧自觉在事变中有失职，连忙向宋美龄表示：“只要委员长没事，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西安事变”后，钱大钧等被抓的军政大员被送回南京，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人收到蒋介石的嘉奖和抚慰，钱大钧却被戴笠派人给软禁在家中。 张学良在武汉行营当主任时，钱大钧是参谋长。在武汉行营任上，钱大钧除了和张学良关系处理的不错外，还以参谋长的身份，结识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和不少人有一定私交。基于此，多疑的蒋介石，难免不对钱大钧有所怀疑。 在被软禁了十几天后，钱大钧被蒋介石叫到跟前，质问为什么要把专列的火车头开走，为什么枪响时不见人影，是不是和东北军互相串通好的。 钱大钧吓傻了，他赶紧大呼冤枉，表示张学良要开走火车头时根本没有想这么多。事变当晚，由于酒喝多了，睡得太死，没有及时随扈在蒋介石身边。 蒋介石对钱大钧的这些申辩不置可否，脸色铁青，钱大钧见状一咬牙，脱掉上衣后，指着还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大哭起来。 看着钱大钧前胸触目惊心的伤口，蒋介石脸色缓和下来，打发钱大钧离开。钱大钧不傻，早在受伤住院期间，他就偷偷的把受伤时的血衣保存起来，这次见完蒋介石后，他找出血衣带去再次面见蒋介石。 有了枪伤、血衣的佐证，钱大钧躲过了一劫。但蒋介石心中终究有疙瘩，于是以钱大钧身体尚未好利索为由，不再让他兼任侍卫长，侍卫长由追随蒋介石多年的老侍卫长王世和继续担任。 钱大钧躲过一劫，但其他遭到蒋介石怀疑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晏道刚和曾扩情了。晏道刚和曾扩情都曾是极受宠信之人，当时被蒋介石派去西北任职时，有暗中监视张学良的任务，蒋介石对两人的表现极为不满，在回南京后，亲自下手令：“曾扩情不明廉耻，晏道刚不尽职责，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 晏道刚此后再无获取重要职务，后来蒋介石余怒未消，在1945年8月勒令他退职。黄埔一期的曾扩情，在风头最盛时，连胡宗南都比不上，但此后彻底被蒋介石打入“冷宫”，十几年职务是原地踏步。 对钱大钧有惊无险的经历，国民党内有人编了一个歇后语：钱大钧逼委员长看枪伤——实在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