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起，蒋经国一直是张学良的“监护”人。 蒋经国生于1910年，比张学良小9岁。但从经历、名分上来讲，他算是下一辈人，恐怕得叫张学良为“叔伯”，不过他却从未用过这种称呼。自1950年他在阳明山与张学良相识相交，从来都是以“汉卿”相称，俨然是朋辈之间。 与其父蒋介石不同，蒋经国与张学良之间既无个人恩怨又无历史包袱，因而在对待张学良的问题上，得以采取一种比较从容的方式。 1950年夏天，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的蒋经国来到阳明山，首次正式晤见张学良。 蒋经国主动提起1937年在溪口街上的相遇，说当时竟不知那位气字轩昂的壮士就是少帅，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张学良亦表示歉意，说那些日子心情不好，对身边一切漠不关心，事后打听，才知路上邂逅的是大公子。接着，两人便谈起了雪窦山、雪窦寺、千丈和妙高台等当年两人都曾流连的地方，说到兴致处，禁不住同声大笑，初次相见的陌生感一扫而光。 自此之后，蒋经国几乎每月都要来到阳明山张学良的寓所拜会，有时也陪同张学良外出游山，钓鱼，一起谈历史，谈做诗，谈民国掌故，谈名人轶闻，除了政治时局和敏感的“西安事变”两人都小心翼翼回避外，几乎对所有话题都有过涉及。 蒋经国有时也邀张学良和赵一荻去到自己的住处，让厨师做上一顿宴席，同张学良干上几杯。他对能与张学良密切交往颇有些自得，有时逢人问起他的行踪，他总是有些神秘的一笑，说:“去一位姓张的朋友那儿，”而对这位朋友的名字和身份，他则从来秘而不宣。 1959年张学良“解禁”，搬到北投复兴岗居住后，开始喜欢种养兰花。蒋经国每次去看望张学良时常常会带上一两盆比较名贵的兰花品种，令张学良笑逐颜开、连连道谢。 1962年4月，美国“白雪溜冰团”到台湾演出。公演的头一天，蒋经国打电话给张学良，问是否想看美国人的溜冰技术。 张学良生在东北，自幼对溜冰就十分喜好。但自1936年12月被囚后，25年来尽是在南方的深山僻地消度时日，再没见过什么溜冰，更没有见过洋人的溜冰演出。所以一接电话便表示愿意去看，请蒋经国务必帮忙买两张票，他同赵一荻一定准时前往。 当天，蒋经国便派人到体育馆售票处，在座位表上选了四张联号票，又在这四张票的前后左右插花式地买了七八张互不相联的座票。体育馆负责人得知蒋经国夫妇将来观看演出，自然格外小心，特地吩咐保安人员将那四张联号票的位置作为责任重点，不可出任何纰漏。 第二天晚上，蒋经国夫妇陪同张学良、赵一荻走进了体育馆。场务主任已知蒋经国夫妇要来，但却不知同他们一道来的是什么人，只是从蒋经国对他们的那种恭敬和让座的情形来看，绝非一般客人。 临到演出开始，秘密终于被泄露。随同蒋经国夫妇前来的警卫处长找到体育馆主任，说今晚是蒋经国夫妇陪同张学良、赵一荻看演出，不能让新闻记者们知道这个消息。 溜冰团的演出十分精彩，张学良对溜冰表演似乎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不停地指着场中演员同蒋经国耳语，并常常率先鼓掌，显得兴致勃勃。 两天后，蒋经国曾派出买票的安全人员又来到体育馆，和上次一样同样买了四张联座票和七八张插花式的座票，并告知体育馆主任，说张学良观看演出后印象很好，想再看一次，蒋经国先生也决定再陪他来体育馆。 主任有些纳闷，向:“经国先生那么个忙人，真能抽出时间呀?” “这你就不了解了”，安全人员回答，“经国先生对张先生非常尊重，什么要求都尽量满足，陪他看两场演出又算得了什么。” 果然，蒋经国夫妇再次陪同张学良和赵一荻来到了体育馆。演出结束后，体育场的工作人员们注意到，蒋经国一直陪同张学良和赵一荻来到汽车跟前，待他们的车启动开走后，蒋经国夫妇才上了自己的车。 对于蒋经国过分频繁热情的邀请，张学良表现得极有分寸，能推脱的就推，或者干脆谢绝。蒋经国每次赠送了什么礼物，张学良总是想办法予以回赠，实在拿不出东西了，就到湖中钓几条鱼，派人送到蒋经国的官邸。 1965年1月，蒋经国当上了台湾的“国防部长”，张学良打电话祝贺时委婉地提出，现在经国先生工作定会更加繁忙，以后能否减少些与自己的来往。 蒋经国却说：“工作再忙，看看老朋友的时间还是有的嘛，只要汉卿你不烦我就成。” 张学良无言以对。 此后蒋经国的车照样常常出入北投复兴岗张学良的住所。但由于张学良的坚持，每次见面的时间缩短了许多。 1972年，蒋经国当上台湾“行政院长”。为此，张学良专程去蒋经国的官邸当面祝贺，然后明确表示，希望日后减少来往，若蒋经国不接受，他将考虑拒绝蒋经国的拜访和邀请。 蒋经国苦笑着说：“没想到汉卿你这么固执。那好，我每个季度去看看你总可以吧?” 张学良摇摇头说:“不行，还是太频繁了，我看每年大家见一次面就足够了。” 但蒋经国却表示反对，认为这样一来，等于宣告了他不可能再做任何人的朋友。两人争执一阵，最后达成“君子协定”:每半年两人会面一次，有事可通过电话随时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