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的一天，范绍增正在和唐生明等人打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戴笠乘坐的飞机失事了。范绍增连忙去找杜月笙，杜月笙大吃一惊。杜月笙重回上海后，已无往日的威风，戴笠是他最大的靠山，所以戴笠出事的消息对杜月笙的打击极大。 不久后，军统上海站为戴笠举办追悼会，杜月笙到场后痛哭流涕。隔了许久，杜月笙在遇见范绍增后，谈起戴笠还是落泪，当然杜月笙更多的是为自己哭。 此后，杜月笙的影响力不断下降，他也变得不愿意见人，试图维持一个相安无事的局面，可是反对他的人并不肯就此放过他，使他更加丢人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1948年秋，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月笙与其三太太孙佩豪之子）被蒋经国派人逮捕了。这一下几乎把杜月笙气死过去，一连好多天都起不得床。以后一个多月，杜月笙便以养病为名，不出门,也不见客。 有一天范绍增、唐生明去看杜月笙，杜月笙气愤地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范绍增自认识杜月笙以来，这是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过了一会，杜月笙又叹了几声气说：“现在租界没有了，我失去了利用的价值该是他们要我下台的时候了。” 关于杜维屏被捕的消息，当时不仅轰动了上海，连许多大城市的投机商人也为之大吃一惊。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币贬值惊人，于是便推行金圆券。 为了推动金圆券的发行，蒋介石派蒋经国和俞鸿钧到上海坐镇。名义上俞鸿钧是经济督导专员，实际上他早看准要失败，因而不肯出面，连开会也要秘书代替。蒋经国虽是副专员，但却是实际负责人。 蒋经国决定拿几个大投机商开刀，其中就包括他的表兄弟孔令侃。孔令侃倚仗父亲孔样熙的势力，横行不法，成立了一个扬子公司谋取了暴利。范绍增当时也是扬子公司的董事，孔令侃见蒋经国来真的，感觉不妙，便向南京的宋美龄求援。 结果，在宋美龄的干涉下， 蒋介石不得不让上海方面不许再为难扬子公司和孔令侃，事后孔令侃洋洋得意地对范绍增等人说：“看他?(蒋经国)能把我怎么办？” 蒋经国拿孔令侃没有办法，便决定要在杜月笙的身上来找回面子，嗅觉灵敏的杜月笙，早就提高了警惕，他从蒋经国到上海后没有去拜访他，就预感到蒋介石父子有可能拿他开刀。但是，蒋经国的手下还是从杜维屏这里找到了问题，杜维屏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他凭仗着父亲杜月笙的关系，一向很吃得开，经常搞点投机倒把，在他看来完全不算回事。? 在蒋经国到上海不久，杜维屏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其实这在当时真是小事一件，可大可小，没有料到蒋经国得知后，便在这件小事上大做文章，以“连续在非其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这样一个罪名，把杜维屏和另外两个同样情况的人逮捕。 杜月笙得到这个消息，虽气个半死，却表面上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还口口声声说:“这孩子破坏了?交易所的规章，应当办。我决不去保他。” 杜维屏这个“所外交易”的罪名，无论蒋经国如何想扩大，也判不了死刑。因为当时比杜维屏严重得多的人多得很。最后，蒋经国便只好送杜维屏到法院判了八个月徒刑。一送法院，?都知道不会成问题了。杜维屏也声明不服，请了几个律师上诉，拖到11月间，法院只好改判六个月，并准以罚款了事。 蒋经国原以为这么来一下，可以把操纵市场的投机商人吓倒，结果却失败得更快。杜月笙自己虽然害怕，不敢直接去和蒋经国作对，可是暗地里，却极力支持他的手下去兴风作浪，自己从旁看热闹。 金元券的贬值比法币更快，没有多久，上海市场的物价便由硬性的“限价”改为“议价”。议了几天，又恢复到以前的.“随意涨价”了。蒋经国在上海搞了不到三个月，毫无起色，只好灰溜溜地跑回南京。这时，杜月笙才抱着幸灾乐祸的神情，再度在公开场合露面。 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蒋经国在抓了杜维屏后，杜月笙前去叫板，蒋经国骑虎难下才去查办了扬子公司。但是，根据范绍增的回忆，是蒋经国拿孔令侃没有办法，这才拿杜维屏开刀。范绍增不仅是川军将领，还是袍哥头目，和杜月笙是结义兄弟，是孔令侃的扬子公司的董事，他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杜月笙一向靠散财来拉拢人心，结交权贵，但是随着他的失势，就坐吃山空了。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出售在上海的部分房产，卖了45万美元。杜月笙在上海有不少房产，本来值不少钱，但是当时解放军已经渡江，上海解放在即，所以没有人愿意接手，杜月笙费了不少事才卖了几处，然后带着钱款及家人去了香港。 1951年秋，杜月笙病危，他将剩下的十余万美元，分给了家人。杜月笙死后，家人将其尸体送到了台湾停在寄柩所，后于1953年6月进行了安厝仪式，葬于台北大尖山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