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一名正在吃午餐的八路军战士，他满脸笑容面对着镜头，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年代，许多战士靠树皮树根维持体力战斗，偶尔能吃上肉已经是超级大餐了。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定格了一位八路军战士用饭的瞬间。那张洋溢着笑容的脸庞，与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37年，当八路军刚刚踏上抗日征程时，部队的伙食标准十分简单。作战部队的战士每天能分到一斤半的粮食，而后方机关人员则是一斤二两五。 这样的口粮标准看似不少，但在高强度的战斗和工作中，常常显得不够充足。每人每月还能领到二到五法币的津贴，以及每天五分钱的菜金。 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八路军也在积极调整和改善部队的伙食保障。到了1938年，供给标准有了明显的提升。 每名战士每天不仅能领到一斤半的小米，还增加了油盐和蔬菜的配给。更重要的是，首次在供给标准中出现了肉食，虽然只有三钱，但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然而，由于各个根据地的自然条件和战争影响程度不同，实际的伙食供应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在山东和冀中这样物产相对丰富的地区，部队的伙食条件会稍好一些。 这些地区土地肥沃，农业生产相对发达，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也较高，因此能够为驻扎在当地的八路军提供较好的物资保障。相比之下，晋绥一带地势贫瘠，百姓生活本就不易。 驻扎在这些地区的部队，往往需要更加节约粮食。这种区域差异直接影响着当地驻军的实际伙食水平。 为了保证前线将士的战斗力，八路军在1939年3月正式成立了后勤部。这个专门机构的设立，标志着八路军后勤保障工作开始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 后勤部的成立不仅使得物资调配更加合理，还促进了各根据地之间的相互支援。在统一调配的基础上，各根据地仍然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具体的供给标准进行适当调整。 1940年，对于八路军来说是一个异常艰难的时期。这一年，日军在华北地区展开了疯狂的＂扫荡＂行动，其破坏性和残酷程度前所未有。 日军不仅抢夺百姓的粮食，还蓄意破坏农田和农具。在1941年8月的一次大规模扫荡中，仅在北岳区和平西区，日军就抢走和毁坏了近5800万斤粮食，还夺走了3万多头家畜。 这场灾难性的打击，使得根据地的粮食供应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加上国民政府此时也完全切断了对八路军的供给，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都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 在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很多八路军战士每天只能以两小两黑豆充饥。没有油水，没有盐巴，甚至连蔬菜都十分稀缺。 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战士们不得不寻找各种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树皮、草根、野菜成了日常食物的重要补充。 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来自湖南的赵贵徵同志发现，当地百姓在宰杀牲畜时往往会将动物内脏丢弃。 他主动向当地百姓收集这些被废弃的内脏，经过特殊的处理方法，为战士们增加了一些难得的荤腥。 在白洋淀地区，一些战士们开始尝试捕捞鱼虾来改善伙食。但是由于缺乏调味品，这些水产只能清水煮食。 没有盐和油的烹饪方式，使得鱼虾的腥味难以去除。很多第一次尝试的战士都难以下咽，但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这仍然是一种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日军的破坏不仅针对已收获的粮食，还包括正在生长的庄稼。他们在春季扰乱百姓播种，到了秋收季节又组织人力抢收。 这种恶劣行径直接导致了根据地农业生产的严重受损。在国统区断供的情况下，八路军完全依靠根据地的物资供给。 面对严峻的粮食短缺问题，八路军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没有作战任务的战士们暂时放下了手中的枪械，拿起了农具，投入到生产自救的行列中。 为了更好地保障粮食供应，八路军总部对根据地的田赋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原本按亩征收的方式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公平的累进税制。 在解决了基本供给问题后，八路军还创造性地推出了粮票制度。这一制度允许各村各户存储征收的公粮，部队只需携带边区政府统一印制的粮票。 这些措施的综合效果开始在1943年后逐渐显现。以晋察冀根据地为例，战士们的日常伙食标准有了显著提升。 每个战士每天能够享受到六钱油、七钱盐、两斤蔬菜的供给，每月还能吃上一斤猪肉。这样的伙食标准，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水平。 根据统计，到1944年冬季，经过一年的改善，战士们的平均体重从94.5斤增长到了114斤。 1944年9月，晋绥边区更是颁布了一套更加细致的供给标准。这个标准不仅对不同岗位人员的供给有所区分，还特别考虑到了女性战士的特殊需求。 军队系统的人员每天可以获得一斤八两小米，而政民系统的干部标准是一斤六两。此外，还有肉、油、盐、菜等副食品的详细配给标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套标准还专门制定了女战士生育期间的特殊供给。从产前到产后都有相应的营养补充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