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张学良被软禁在湘西沅陵凤凰山，加上看管他的特务人员，伙食费按一个团的标准拨付，专为他配备了两名厨师：一个是四川人，会做拿手的川菜、湘菜、大菜及面食糕点；另一个是浙江人，擅长烹调下江菜。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一场震惊全国的政治风暴在古城西安掀起。张学良与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最终在各方斡旋下和平解决。 事变结束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本以为此举可以表明诚意。不料抵达南京后，蒋介石立即下令将其逮捕，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软禁生涯。 这一囚禁时期横跨两岸，先后辗转12个关押地点，其中包括湖南郴州、沅陵凤凰山、贵州息烽以及后来的台湾新竹等地。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软禁极为严密，每处关押地点都配备特务和宪兵。 张学良的悲剧源于其复杂的军阀背景和政治处境。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年仅27岁的张学良继承了东北军的指挥权，成为威震一方的＂东北王＂。 然而，这个庞大军事集团内部早已暗流涌动。一些跟随张作霖多年的元老将领，对这位年轻的统帅并不服气，认为他缺乏足够的军事经验和威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压力下，张学良率东北军南迁，放弃了根基所在的东北三省。这一决策在军中引发强烈不满，许多将领认为这是对东北军威望的巨大打击。 西安事变期间，东北军内部就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再次出现分歧。部分将领主张趁机扩大影响力，另一派则担忧事态恶化带来的后果。最终张学良决定护送蒋介石返回，此举遭到多位将领的强烈反对。 在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逐渐瓦解。一些将领被蒋介石收编，另一些则转投他方，昔日声势浩大的东北军就此分崩离析。军中将领对营救张学良态度冷淡，有人甚至认为他＂咎由自取＂。 1938年10月，张学良被押解至湖南沅陵凤凰山，这是他被囚禁的第六个地点。这里山势奇峻，林木茂密，地处偏僻，是蒋介石精心挑选的软禁地点。 凤凰山的监管体系由两部分组成：戴笠派来的特务队和宪兵八团第七连。特务队长刘乙光是戴笠的心腹，全权负责张学良的日常监管，在这里他如同＂钦差大臣＂一般不容置疑。 监管人员划定了严格的＂关押核心区＂，包括山上前后左右五里范围和沅水上下游十五里水域。这片区域内岗哨密布，小道边埋设竹签，普通百姓不得靠近，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囚笼。 在软禁待遇上，蒋介石倒是给予了一定规格。张学良的伙食费按一个团的标准拨付，专门配备了两名厨师。其中一位四川籍厨师擅长川菜、湘菜和面点，另一位浙江籍厨师精通江南菜系。 尽管如此，张学良的一日三餐并非随心所欲。每次用餐前，特务队都会对每道菜品进行严格检查，以防有人在饮食中做手脚。厨师的选用也经过严格筛选，必须是特务队认可的人选。 软禁期间，张学良获准在特定范围内活动。他可以在江边钓鱼、游泳或散步，但每次外出都伴随着森严的警戒。特务和宪兵会在周围形成多重包围圈，号称是为了＂保护＂。 凤凰山的住所选在观江楼附近，这是一座建在绝壁上的两层楼阁。不远处有座凤凰古寺，寺前有片人工鱼池，张学良常在此饲养从江里钓来的鱼。 特务队不仅负责监视张学良的行动，还要严格控制外界接触。除了陪伴的家眷和一名女佣外，任何人都不得随意接近。就连当地百姓也被划定了活动界限，不得靠近＂关押核心区＂。 这套严密的监管体系持续了一年零两个月。期间，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特务队的警惕。1939年12月，由于刘乙光发现所谓的＂安全隐患＂，张学良再次被转移，押解至贵州息烽。 每日登上观江楼，面对群山和东去的江水，昔日的副司令如今只能在这方寸之地消磨时光。在鱼池边布置假山、饲养游鱼，成了他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 看守者的态度也随着囚禁时间的延长而改变。最初几个月，特务和宪兵们还保持着基本的礼节。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渐认定张学良不可能获释，态度也变得愈发傲慢。 这种态度转变在1939年5月的一次洪灾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沅江上游暴雨成灾，沿岸房屋被冲毁，人畜大量伤亡。面对灾情，特务队和宪兵连的反应异常冷漠。 即便张学良多次请求参与救援，刘乙光也只是敷衍了事，先是请示戴笠，然后才慢悠悠地组织人手。在特务们眼中，防范张学良才是头等大事，百姓的死活并非他们关心的重点。 在亲情方面，大夫人于凤至最初陪伴在侧。身为大家闺秀的于凤至，为了照顾张学良的起居，默默承受着软禁生活的种种艰辛。后来因患病不得不离开，从此再未相见。 于凤至离开后，赵四小姐成为张学良身边唯一的亲人。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个女佣王妈照料日常起居。在这座人迹罕至的深山里，几个人相依为命，共同度过漫长的软禁时光。 1939年底，张学良在凤凰山的囚禁生活戛然而止。特务头子刘乙光宣称发现了安全隐患，不顾张学良的意愿，将他转押至贵州息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