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8日，国民党上将陈仪被执行枪决，行刑前，蒋鼎文让士兵端来酒食，陈仪说：＂不必来，你要是念及旧情，就让行刑的士兵麻利点，打我头部。＂ 1883年，陈仪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由于家境优越，年仅19岁的陈仪就有机会前往日本留学，进入振武学校第五期炮兵科深造。 在日本留学期间，陈仪结识了同样来自绍兴的蒋介石。两人因为同乡的缘故，很快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这段同窗情谊为陈仪日后的仕途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05年，陈仪从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回到中国。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他先后担任过浙江陆军小学堂总办、浙江陆军测绘学堂监督等职务，逐步积累军事和行政经验。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蒋介石重用陈仪，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在北伐战争中，陈仪率部参与了多次重要战役，展现出不俗的军事指挥才能。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仪被任命为福建省主席。在主政福建期间，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地方局势，包括整顿财政、发展教育、改善民生等。 1938年，陈仪在福建省主政期间，曾以＂破坏抗战＂为由处决了军统福建负责人马超。这一决定虽然得到了地方支持，但却为他日后埋下了祸根，与军统之间结下了深仇。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委任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这一任命显示了蒋介石对陈仪的高度信任，希望他能够妥善处理刚收复的台湾事务。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的军事形势持续恶化，东北全境相继解放。在这样的背景下，陈仪对国民党的前途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这一时期，一位名叫胡允恭的老部下来到了陈仪身边。胡允恭曾在陈仪主政福建和台湾时期担任要职，是陈仪的重要智囊。 在一次西子湖畔的饭局上，陈仪与胡允恭推杯换盏，谈论起时局。陈仪直言对国民党的前途十分悲观，认为蒋介石已经失去了民心。 通过多次密谈，胡允恭向陈仪透露了自己的地下党员身份，并表示可以协助陈仪完成起义。这个提议得到了陈仪的积极回应。 随后，陈仪开始与地下党组织进行具体谈判。双方就起义后的军队安排、如何迎接解放军过江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共识。 在谈判过程中，陈仪还试图说服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一同起义。汤恩伯曾是陈仪的部下，后来又成为其女婿，两人关系密切。 然而，汤恩伯此时已经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面对陈仪的劝说，汤恩伯采取拖延战术，并暗中向蒋介石告密。 与此同时，浙江省警保处长毛森也在密切监视着陈仪的一举一动。毛森是军统特务机关的骨干，对陈仪的举动产生了怀疑。 毛森组织了一支二十人的特工小组，对陈仪的官邸进行24小时监视。不仅如此，出入陈仪官邸的胡允恭也被列入重点监控对象。 194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公布了一份43名战犯名单。令人意外的是，各省主席都在名单之列，唯独陈仪的名字不在其中。 这份名单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加上汤恩伯的密报，蒋介石开始对陈仪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但在离开南京前，他授权保密局可以自行处置陈仪。这个决定为陈仪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此时的陈仪仍在为起义做最后的准备，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他继续通过胡允恭与地下党组织联络，布置具体的起义事宜。 1949年2月23日，军统特务毛森带领一队特工和宪兵闯入陈仪在上海的住所。在缴械扣押了陈仪的卫士和副官后，将陈仪逮捕。 被捕后的陈仪被押解到台北监狱关押。期间，包括财政部长俞大维和参谋总长林蔚在内的多位故交前来探望。 这些老友们都带来了同样的信息：只要向蒋介石认错，就能重获自由。但是陈仪始终坚持自己是为国为民，拒绝认错。 在狱中，陈仪多次向探访的记者表达对汤恩伯的信任。他认为以两人的关系，汤恩伯不可能出卖自己。 1950年4月，台湾当局对陈仪进行审判。在审判过程中，汤恩伯也出庭作证，声称自己一生受陈仪恩重，绝不可能检举陈仪。 然而这场审判的结果早已注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和毛森一直在推动处决陈仪的决定，他们认为陈仪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和处决军统特务马超的旧账都该清算。 1950年6月18日，陈仪被押往刑场。行刑前，蒋鼎文命人送来酒食，想让陈仪吃顿断头饭。 面对送来的酒食，陈仪平静地说：＂不必来，你要是念及旧情，就让行刑的士兵麻利点，打我头部。＂这句话展现出他从容面对死亡的态度。 陈仪的死讯传出后，引起了各方的不同反应。汤恩伯为摆脱＂出卖恩师＂的骂名，多次公开为自己辩解。 军统系统的人则认为陈仪的死是罪有应得。他们认为，陈仪在福建和台湾任上多次与军统作对，这次是该算总账了。 陈仪的死亡也让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感到不安。一个曾经的省主席、上将，最终落得如此下场，说明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任何人的命运都可能急转直下。 这位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其67年的人生中经历了清末、北洋、国民政府等多个时期。他的结局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残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