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21日凌晨3时，押运日本战犯的专列抵达抚顺城火车站。列车停稳后，战犯们纷纷掀起覆盖车窗的报纸，不安地张望着。 车外，一片昏暗，在淡黄色的灯光照耀下，只能看到车站附近的建筑物和站台上走动的工作人员。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抚顺城!”这三个很 平常的字，却把车厢里的一些战犯吓坏了。 柏叶勇一赶忙把脸贴在窗户上，用恐惧的目光使劲地往外看。柏叶勇一有大难临头之感并不奇怪，因为当年他曾任抚顺警察局局长，在抚顺犯下了严重罪行，他怕抚顺人民惩办他。 这些战犯初来抚顺时，担心自己被处决。所里修建锅炉房，他们怀疑是盖“杀人房”；所里安装医疗设施，他们以为要拿他们作“细菌试验”。 所里让他们登记，填写有关自然状况，他们以为死到临头。像伪满洲国的警务厅长梅村园次郎和抚顺市警察局长柏叶勇一等，都不敢填写自已的真名实姓，假报自己是“社会役员”。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战犯不时寻衅闹监，发泄不满情绪。有的竟把好端端的大米饭倒在厕所里，然后大声地喊叫，胡说“吃不饱受虐待”。 面对日本战犯的无理取闹，一些管理人员想不通。有名看守班长，家里有7口人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为打日本报家仇，他参加了八路军。如今，他见仇人已成为囚犯，但上级要求对战犯不能打，同他们谈话还要态度和蔼，他气得倒在床上放声大哭。 有的炊事员不愿为战犯做饭，有时米不淘净就 下锅，菜不洗净就下刀。看守员负责送饭也不时地动气，把饭桶放在各舍门口，故意用脚踢。 为此，所里反复组织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方针政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后，炊事员都注意了饮食卫生，还把饭菜做得味香可口。看守员送饭时，也注意用言行教育和感化战犯，让他们吃好喝好。 经过初步交锋，日本战犯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但也有一些战犯仍坚持反动立场，对关押改造不满，乘机挑衅。 有一名日本战犯是日伪时期的警正，当过警务科长，这个人自到管理所以来就不服管。朝鲜战争爆发后，他经常向我工作人员挑衅，大喊大叫，影响很坏，被一些战犯奉为“大和魂的榜样”、“磊磊落落的民族英雄”。 一天，这名警正在监房里，用手猛敲铁栅，高声呼喊:“我要自由!我要回国!”、“把我们统统放了!”室内一些战犯也为他喝彩叫好。工作人员把他带到教育室进行教育，这名战犯歇斯底里地叫嚷:“我是日本平民，是来帮助中国维持治安的，你们为什么关押我?” 在旁边看到一切的管理所所长孙明斋十分生气，但极力稳定自己的情绪，直视这名战犯。这名战犯避开孙明斋威严的目光，站在那里哑口无言，但仍然昂首挺胸，装出一副不屈服的样子。 孙明斋思索了一阵子之后，用异常坚定的语调叫这名警正战犯的名字。警正像突然受到刺激条件反射地一低头，用日语答了一声:“哈依!” 孙明斋把声音提高了一些，又问:“你知道你刚才的表现是什么行为吗?” 警正没有回答，又重复了他的陈词溢调:“我是来中国帮助维持治安的，你们为什么关我，不让回国?” 孙明斋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他的面前，高声问道:“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请你来帮助维持治安的?” 警正不能明确回答，神情有些紧张，但还是不服软：“我是奉天皇的命令来的。” 孙明斋反问：“天皇是日本的，你们日本的天皇为什么要管中国的事?你应该知道，你正是因为在侵华战争中忠实地执行了日本天皇的侵略政策而成为战争犯罪分子的。” 警正耸了耸肩膀，仍然狡辩:“你们是战后新成立的国家，无权关押我们。你们违犯国际法。” 孙明斋问他:“你懂国际法吗?国际法上哪条规定，一个国家可以侵略另一个国家?要知道，违犯国际法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有权关押、处理你们。我们这样做也是符合战后联合国的协议和国际法的。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唯一出路是必须认罪，否则……” 孙明斋见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便耐心地向他宣传了我国的政策，讲了很多道理，要他老老实实地服从管理，接受教育。他虽然闭口不语，但仍低着头，气呼呼地坐在那里。为了让他检查认识自己的错误，孙明斋当即决定对他实行单独关押。 两天后，这名警正战犯一再请求面见“所长先生”。孙明斋见他“检讨书”写得很不认真，上面歪歪扭扭地只有几十个字，就没有见他，令其再作深刻检查。 警正看不能蒙混过关了，才开始认真起来，直至写到第4稿，接触了自己的思想实际时，管理所才决定让他作一次广播检査，公开承认错误。他听到这一决定后，额上的青筋立即暴起，汗水欲滴，生怕在自己同事和部下面前丢“面子”。后经工作人员教育，他才痛下决心，表示一定要深刻检查，低头认罪。 7天后，警正在扩音器前，向全体战犯念了自己的检讨书。他承认自己是反动的日本军人、曾屠杀过许多中国人的战争罪犯，罪行严重，并表示今后一定要服从管教，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这一举动使其他日本战犯都受到了震动和教育。从此以后，他们都在开始考虑自的罪恶以及应如何认罪今后的出路和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