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的一天，张学良住的雪窦山招待所烟囱失火，附近又无水源，无法抢救，一时火势熊熊，不到一个小时，招待所全部被烧毁，张学良的东西也损失了一部分。负责看管的特务队长刘乙光一面立即向戴笠请示如何安排，一面叫张学良暂时搬到雪窦寺中去住。 过了两天，戴笠派了宁波警察局长、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民前来溪口处理。最后决定搬家，指定的地点是安徽黄山。俞济民派了八辆卡车装运人和物件，浙江保安处派了两排人在前面打冲锋开路，张学良坐他自己的小车。一共十辆车子离开溪口，向指定地点黄山前进。 到了安徽黄山，已经是初冬了，寒气逼人。张学良、赵一荻及特务队住在一幢新建的大别墅中，房子很大，布置也很幽雅。这是北洋军阀段祺瑞下野后修建的一所别墅，大门上挂着一块横匾，写着“居士林”三个大字。这本是段祺瑞打算退隐后学佛谈经的场所，不过盖成后并未住人，房间都是空空洞洞的。张学良、刘乙光对这个地方都比较满意，决定常住下来。 不料，一行人刚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安徽歙县县府的一个职员来到“居士林”，神色紧张地声称要找“军委会秘书刘乙光到歙县去接重要电话”，说是军委会打来的。 刘乙光马上赶到歙县，才知道这个电话是蒋介石亲自打给他的。蒋介石命令刘乙光带着张学良马上离开黄山，到江西萍乡去待命。 刘乙光说：“现在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钱。” 蒋介石在电话中又硬性指示，没有交通工具，就在屯溪封车；至于钱，可以向歙县县长借用。刘乙光把电话筒递给旁边的歙县县长，蒋介石亲自命令这个县长赶快借饯给刘乙光，不得有误。 县长听见是蒋介石亲自打来的电话，吓得立即答应借三千元。刘乙光回到“居士林”，马上与宪兵连长童鹤年商量。这时，原来浙江保安处送张学良一行来黄山的车子都已经回去，只剩下一部1936年福特车。于是，童鹤年就派排长韩仪带领一排宪兵随特务队成员到屯溪去封车。 当宪兵、特务们到达屯溪时，由于日军已逼近南京，所以屯溪市面秩序很乱。到哪里去封车呢? 这些人左转右转，看着再不下手，就无法封车了。于是，排长韩仪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出“军事委员会”的大封条贴封了江西省公路局的客车四辆，其中一辆还是柴油车，但还不够，又封了安徽省公路局的福特卡车三辆 这三辆车正在修理厂装车身，尚未装好，客车一辆。此外，在汤口镇还封了一辆私人出租的小包车，这本是供游客去游览黄山用的车。 这次一共封了八辆车，司机、助手共十五人。本来封车人家就不愿意，还要“封人”，有的就更不愿意，但一看特务贴的是“军事委员会”的封条，又带有武装宪兵，不愿意也得跟着去。 歙县县长这时也在屯溪，他看见韩仪等人封好了车，立即派了十个保警兵押车，他本人也随车同上黄山。那些司机、助手见此情况，也只好哭丧着脸把车子开到黄山。 紧接着，歙县县长又送来了法币三千元，张学良一行在黄山仅住了三天，第四天就向江西出发了。 在黄山时，张学良住所不远有个温泉，中国旅行社在这里设有招待所，大都是国民党空军人员在此疗养。张学良在第二天曾去温泉参观，本想在温泉洗澡，后来听说温泉水的温度不高，就未洗，在附近看了一下，就回来了。 到黄山第二天下午，有一个穿长袍的、年约60岁左右的老头来看望张学良，态度很是恭敬，谈了一个多小时就下山了。这个老头是当时的安徽省政府主席刘尚清，刘尚清当年是张作霖的部下。 蒋介石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地要我们离开黄山呢? 据刘乙光回忆：“委员长认为张学良不宜在黄山，就是在萍乡也不是目的地，所以叫待命。” 从黄山出发走了两天就到了萍乡。这时由外地逃来的难民很多，街上秩序有点乱，张学良一行一时没有住处，就在萍乡城内最热闹的一条大街上找了一家名叫赣西饭店的大旅社，在二楼开了六个房间，暂时住下。封来的汽车也决定不让回去，并派人监视着“封”来的司机和助手，怕再迁移又找不到交通工具。 这时气候已经很冷，刘乙光便发给他们每人棉大衣一件，法币十元，叫他们安下心来，并且告诉他们：我们是“军委会”的，若敢逃跑，捉回来就不客气。那十五个司机、助手也无可奈何，只好和张学良一行一起在萍乡“待命”。 在萍乡，刘乙光没有可以去联系的单位，也无熟人，更无任何人协助特务队办事，真是人地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对张学良的监视不得不更加严密。 刘乙光把张学良、赵一荻安排在中间房间，特务队全体队员分住两旁的隔壁房间，特务都是便衣装扮。宪兵连全部住在附近的一所学校里。 第二天，刘乙光动员手下上街去找房子，最后在城内专员公署附近一个巷内找到了一所房子，房屋很大，是私人的，在萍乡算是最好的了。房主姓肖，在外省任大学教授，只有眷属三四人住在这里。刘乙光将肖家二楼的七个房间全部租下，楼下三间饭厅共用，每月租金一百六十元，肖家对这个租金非常满意，就这样，张学良在萍乡暂住下来。（图片：晚年张学良在吃火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