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被特赦后领导特意提醒：你说了半辈子假话，今后要学会讲真话 1960年11月28日，沈醉成为第二批特赦战犯中唯一的军统要员。在一次特赦后的聚餐会上，一位领导对沈醉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过去你由于职业关系说了半辈子假话，今后应学会讲真话。＂ 这段话不仅道出了沈醉的个人特点，更揭示了特务这一特殊职业对人的改变。在军统任职期间，沈醉以情报工作和秘密活动为主，长期的特务生涯让＂说假话＂成为他的一种本能反应。 从军统特务到战犯，沈醉的经历充满戏剧性。在1949年的＂云南起义＂中，他表现出典型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协助卢汉领导的起义军，用军统密语重写命令，使包括徐远举、周养浩在内的众多军统人员落网。 但另一方面，沈醉在被羁押期间的行为却显示出他并非真心悔改。他与其他六名特务组建了小团体，并利用亲友送换洗衣物的机会向外传递信息，在书信中特意将＂走＂字旁写得格外醒目，暗示同伙逃跑。 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最终导致他从软禁转为关押。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起义并不意味着就能获得完全的信任，而沈醉的举动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1960年的特赦对沈醉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作为唯一获得特赦的军统要员，这既显示了新中国的宽容政策，也是对他的一种考验。 然而，多年的特务生涯已经在沈醉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说假话不仅仅是一种工作需要，更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这种习惯不仅影响他的个人信誉，更给其他人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在战犯群体中，沈醉等军统背景的人员展现出明显的＂职业病＂特征。他们在交代问题时，往往表现得积极主动，态度看似诚恳，但内容却往往真假难辨。 在沈醉的回忆录中，有两个重要案例最能体现他＂说假话＂的严重后果。这两个案例分别是王耀武家庭案和张静甫冤案，都因为沈醉的不实记载，给当事人及其家属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王耀武家庭案的起因源于沈醉在回忆录中的一段不实记载。他声称王耀武的妻子郑宜兰与副官王相宾携带全部钱财私奔，这一说法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 事实的真相是，在济南被攻克后，王相宾作为王耀武的副官，忠实履行职责，帮助郑宜兰带着七个子女和两个侄子安全撤离到香港。这不是什么叛逃，而是一次忠义之举。 沈醉的不实记载，不仅损害了郑宜兰的名誉，也给王耀武的家庭带来了巨大伤害。郑宜兰之所以不愿回国，主要是因为其父亲的历史问题，以及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 更为严重的是张静甫案，这个案例直接导致了一条人命的错判。1951年4月15日，张静甫因被指认为杨忠祥将军的杀害者而被处决。 沈醉仅凭张静甫在1949年10月26日前往重庆领取七根金条和四千六百块银元的赏金，就认定他是杀害杨忠祥的凶手。这种武断的推理导致了一个无辜者的死亡。 三十八年后的真相证明，张静甫根本就不是凶手。在杨忠祥被害当天，张静甫正在贵阳，而非案发地重庆。实际参与杀害杨忠祥的是另外六个人，分别是熊祥、王少山、陈锦清、杨进、安文芳和王笑先。 这起案件的真相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毛人凤利用张静甫对杨忠祥的敬重，让他作为代表去领取所谓的赏金，实际上这笔钱是特务组织的活动经费。 沈醉在调查取证方面的草率，暴露了他作为特务的职业陋习。他没有进行深入调查，也没有核实证据，仅凭表面现象就做出判断，最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直到1989年4月24日，张静甫才被正式平反，恢复了名誉。但这个迟来的正义，对已经被枪决三十八年的张静甫来说已经毫无意义。案件平反后，张静甫的遗孀曾庆云给沈醉写信，希望他能重新调查案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