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奇怪的是，很多参与核武器的工作人员，都生了病。原来，大量的强辐射物质吸入体内，对身体损害极大。研发核素促排药物迫在眉睫。没想到，最终研制出药物的，竟然是制药专业的＂门外汉。＂ 在中国药物化学与有机化学领域，谢毓元以其七十载科研生涯奠定了重要基石。 1924年4月，谢毓元出生于北京的兵马司胡同，成长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谢镜第原为交通部路政司代司长，后辞官归隐苏州，在菉葭巷落脚。 父亲经世济民的理想、家族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家庭中浓郁的教育氛围，深深影响了谢毓元和他的兄弟们。 少年时的谢毓元喜欢文学和历史，经常随父亲淘旧书、阅读经典。然而，两个哥哥的选择为他的人生指明了新的方向。 大哥谢毓晋是微生物免疫学家，二哥谢毓寿专攻地震学，他们均坚持“实业救国”的信念，劝说谢毓元学习化学，投身科学研究。 最终，他放弃了文学梦，走上了化学之路。 1935年小学毕业后，谢毓元考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然而淞沪抗战爆发，学校停办，他只能辍学自修。 直到1940年，他才进入东吴大学（沪校）化工系，但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学业中断。 他自学化学知识，坚持备考，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插班，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化学学子。 清华大学时期的实验室经历，为谢毓元的科研生涯奠定了基础。 他撰写了三篇科研论文，并在1949年以全系第一的成绩毕业，留校担任助教。 在这里，他的科研才华初露锋芒。 1951年，谢毓元南下至上海，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在赵承嘏所长的指导下，他开始了对中草药化学成分和有机物合成的研究。 50年代初，血吸虫病肆虐我国南方地区。 为应对这一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谢毓元研制出一种新型化合物——二巯基丁二酸及其钠盐，该药物不仅在临床上广泛用于解毒，还成为一系列砷中毒抢救中的关键药物。 更令人瞩目的是，这一药物在20世纪90年代被美国强生公司仿制并经FDA批准用于小儿铅中毒治疗。 这是美国首次仿制中国发明的新药，为中国化学药物的国际影响力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7年，谢毓元被派往苏联科学院天然有机化合物化学研究所深造，师从著名化学家施米亚京。在此期间，他以独特的科研思路和卓越的实验能力赢得了导师的高度评价。 通过夜以继日的实验，他成功完成了多个难度极高的课题，被誉为拥有“一双幸福的手”。 1961年，他完成了国际上备受关注的“四环素类抗生素的全合成”研究，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回国。 归国后的谢毓元在上海药物研究所独立组建实验室，领导团队开展天然产物全合成研究，并攻克了多个世界性难题。 1964年，中国科技界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在核武器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令人不安的是，许多参与核武器研制的工作人员相继生病。 原来，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吸入了大量的强辐射物质，这些物质对人体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为了保护广大科研工作者的身体健康，研发核素促排药物已经迫在眉睫。 1966年，谢毓元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研发放射性核素促排药物。239钚、234钍、95锆等放射性核素，是危害核武器工作人员健康的元凶。 如果要逐一攻克这些核素，不仅耗时费力，而且效果也不理想。谢毓元和他的团队经过反复研究，找到了一个＂三合一＂的解决方案。 他们以左旋多巴为原料，合成出一种新的螯合剂。 这种螯合剂能与体内的重金属或放射性元素结合，形成水溶性稳定化合物，再通过肾脏排出体外。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新药毒性较低，患者使用时的不良反应小。 然而，左旋多巴的合成并非易事。 当时，合成左旋多巴所需的试剂需要从国外进口，每克价格高达8元，研制成本十分高昂。谢毓元没有因此而退缩。 他带领团队从一种名为藜豆的植物中提取左旋多巴，并研制出相应的生产工艺，大大节省了成本。 1974年，这一生产工艺通过了鉴定，并被收录进《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在攻克放射性核素促排药物的过程中，谢毓元遇到了不少技术难题。 比如，如何提高药物的稳定性和靶向性，如何减少药物的毒副作用等。 面对这些挑战，谢毓元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发挥创新精神，探索新的解决方案。 他尝试采用不同的合成路线和工艺流程，对药物的结构进行优化和改进，最终研制出了一种高效、低毒、稳定性好的放射性核素促排药物。 这项成果为保障核工业从业人员的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他在科研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对文学和历史的热爱。 他利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古籍，在这个领域也颇有建树。 1998年，谢毓元将毕生收藏的2035册古籍无偿捐赠给苏州图书馆，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作出了贡献。 谢毓元在有机化学与药物化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使他于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一荣誉是对他七十载科研生涯的高度肯定，更是对他为科学报国信念的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