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3日，张作霖坐专车从北京回沈阳，次日清晨路过皇姑屯时被炸成重伤，送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张作霖的寿夫人（即五夫人）和于凤至、参议长臧式毅、医官杜泽生密议：对外只说大帅身受轻伤，不日即可痊愈，帅府只许进不许出。 张作霖在回帅府不久后就死去，临死前对身边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当时，日方在沈阳附近已调集重兵，如果张作霖死讯传出，而张学良当时尚在关外，日方很有可能就会趁机进兵。由于帅府内保守机密，诸般事项一如往常。于凤至（张学良妻子）按时“给张作霖送饭”，饭量日渐增加，每逢送完饭，于凤至就对帅府内的人员说：“父帅的伤快好了，用不了几天就能下地啦。” 日方急等张作霖的死讯，摸不到底细，特意派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夫人和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夫人以探病为由，到帅府观察动静。她们进入帅府后，但见平静如常，尤让她们感到意外的是寿夫人和于凤至竟然盛装出迎，满面春风。两个日本夫人目瞪口呆，本庄繁和林久治郎大失所望。 在皇姑屯事件的第三天，日方依然不知道张作霖已经死去，因为从大帅府传出的都是“喜讯”，帅府的下人们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件事情：张作霖要吃家乡海城的红毛鲤鱼，鱼能手朱老师傅按大帅的口味，烹调了红毛鲤鱼，鲤鱼下锅时，在滚汤里还摆着尾巴。然后，朱老师傅将烹调好的鱼装在万寿碗 里，双手捧着送到大元帅面前。大帅拿起筷子，在吃之前，先用鼻子闻了闻，连连点头，意思是味道好。接着，他喝了一小盅红壳蛇眼高粱酒，还要喝个双盅，被医生劝阻住了。 之后，沈阳的大鼓书艺人刘德带到帅府，他来到“张作霖”病榻前。医生怕来人从外面带来细菌，便放下了白纱帷帐。"张作霖”在里面微微叹口气，问道： “刘德，你来啦！家里好吗？” 刘德俯下身子，连声说：“大帅呀，我来叩问您的福体康泰。”说着，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张作霖”口音稍微有些不清楚地说：“我遭了一次磨难！到头来还算抗住了。” 刘德没敢再言语，他敲响了鼓，还没等启口开腔，“张作霖”倒先开口说：“刘德，你的鼓今夜响得发闷，不脆快呀！” “回禀大元帅，小的担心您的健康，泪水流得太多滴湿了鼓皮，因此声音发闷。”刘德其实是害怕鼓声震了张作霖的伤口，在说之前，先在鼓面上沾了点清水。 这一件件的事情，让日方不得不相信“张作霖只是受了伤，但并无大碍”。 张作霖所乘列车被炸的事，张学良当天就得知了，但张作霖情况如何，却模糊不清。张学良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父亲受点惊或负点伤也是可能的，更严重的事，料想还不会发生。但张学良显然是估计错了，当他接到奉天省长刘尚清的密信，得知父亲不幸身亡时，当时眼泪似断线的珠子，顷刻间把信纸滴湿一片，但没有哭出声音来。 当时东北军正逐步向关外撤兵，张学良趁机剃光了长发，身穿士兵服装，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由卫队营长崔成义率领几名得力卫士护送，并化装成伙夫，于黑夜中混杂在经滦州东撤的士兵当中，乘坐闷罐车返回奉天。 张学良这样回奉天，是承担着不少风险的。火车每当经过大站，象山海关、锦州等地时，各 站站长及日本宪兵均荷枪实弹，登车巡视，每检查一个车厢，就询问谁是车上的指挥官？张学良是否在这趟列车上？士兵们有认得崔营长的，就说崔营长是指挥官，至于张学良在不在车上，崔营长断然否认了，说：“少帅正在关内指挥作战，怎么能会回来？”这才巧妙地掩护张学良平安回到了奉天。 回到奉天后，仍然是很不平静的，围绕着炸车案的余波和究竟由谁担负东北的大任等问题，在奉系上层，存在着很大矛盾，明争暗斗、风波迭起。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本可晚些时候等张作霖的丧事办完再召开，可是在部分人的坚持下，很快就召开了。 在会议上，张学良并不是众望所归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人选，奉系张作相是最受支持的人选，而张学良在会前推举张作相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保安司令。 但是张作相坚辞不就，同时在会上张作相极力推举张学良，并一再表示：“老帅已逝，子承父业，顺理成章，自己将全力辅佐之。” 然后，张作相千方百计说服各个军政要员，终使众要员达成共识，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总司令”。之后，张学良又兼任了。 “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正是由于张作相的力荐，张学良才得以在张作霖死后，名正言顺主政东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