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文胆”有不少，最为他所倚重的就是陈布雷了。在20多年中，蒋介石的一篇篇文章、一次次讲话，侍从室的一道道指令、一页页电报，大都出自陈布雷之手。 陈布雷早期是蒋介石名副其实的秘书，即文件由他起草，再交蒋介石定夺；后期则为名副其实的秘书长，即文稿由一套秘书班子起草，由他修改、润色后再送蒋介石拍板。 1927年，北伐军打到南昌城后。野心勃勃的蒋介石收拢各方面的“人才”，他急需一个有才气的秘书。 当时的陈布雷在报刊当编辑主任，也算是小有名气。经人介绍，蒋介石和陈布雷见面，蒋很满意，因为陈有才华但不傲慢、有主见但不倔强，蒋认为陈是极为合适的秘书人选。蒋介石对陈布雷极为客气，这让陈布雷非常感动，便答应给蒋当秘书。 凡是给蒋介石写过材料的人，几乎都抱怨过蒋介石的挑剔。但陈布雷替蒋写出的文章、提出的见解，却深受蒋介石的欣赏，很少有挑刺一说。平日，蒋介石见到比他小3岁的陈布雷时，都是客气地称一声，“布雷先生”，可见蒋对这个秘书的信任和尊重。 不被蒋介石“训斥”的人很少，而不被其他派系和其他大员暗中骂的人则更少，陈布雷可以说是国民政府上层最不引起非议的人物。他不越权，蒋介石放心；有才干，蒋介石欣赏。权重而谨慎，位高而检点，非关键时刻不说话，非深思熟虑不行事，他人无辫子可抓。所以陈布雷的位置从来没人争过，基本上没有受到过其他众多派系的威胁，这在国民政府里是少见的。作为陈布雷本人，他也确实有值得赞扬的地方，比如不搭攀派系；不抛头露面；不取巧怠慢；不奢侈豪华。 一直到死前，陈布雷在蒋介石心中的位置都没有动摇，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很好，他最终选择自杀，主要是对失败局面的绝望和自己的病情。进入1948年11月中旬，南京政府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辽沈战役刚结束，淮海战役已经打响，军事上的惨败接二连三发生。政治上美国正在积极活动，图谋换马，让李宗仁取代蒋介石，搞得国民政府各色人士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经济上币制改革带来的恶果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谁都知道，败局已定，陈布雷更清楚这一点，失败之际，心中难免惆怅空虚。作为蒋介石的首席秘书，谋事失败，陈布雷也认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国民政府内不少人追究失败责任，又不敢追究最大的责任者蒋介石，只有骂出谋划策的人，陈布雷当然成为议论的主要对象。 蒋介石的助手不少，应该对失败负责的人很多，为什么自杀的人不多。就陈布雷来讲，还有第二个死因在起作用，他身体状况很差，这是多年的写作工作造成的。他当编辑时，为赶写文章，不分昼夜，休息不正常，患上严重的失眠症。当上蒋介石的“秘书”后，生活更不规律，半夜被叫醒是常有之事，所以失眠越来越厉害，到了只有靠安眠药才能睡上一会的程度。每晚服药量从2片增加到6片，有时到正式睡时还要加服几片。过量服用安眠药使陈布雷身体孱弱，面色枯槁，一副病态，有人曾误认为是吸毒所致。夜里失眠症无休止地折磨，再加上无法挽回的败局，最终使陈布雷对生活和存在失去信心，终于走上绝路。 1948年11月13日早上，平时7时左右起床的陈布雷没有起床，卧室紧锁着。9点钟，侍从室来电话催促他去开会，副官蒋君章回答：“陈主任身体不适，今天还未起床。” 到了10时，副官从窗户翻进卧室时发现陈布雷已经僵硬地躺在床上，胸口只有一点微温。匆匆赶 来的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丸检查后断定：2小时以前心脏已经停止跳动。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留下给蒋介石、陶希圣、张道藩、蒋君章、陶永标、夫人王允默及子女等人的10封遗书和一篇杂记后，吞安眠药自杀，时年59岁。 陈布雷在死前已把后事一一吩咐完毕，遗书中连什么样的椅子交还什么样的单位都说得清清楚楚。就这样有计划、有准备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蒋介石对陈布雷的突然死去，非常悲哀。得知死讯时，他脸色大变，立即宣布停止正在举行的会议，驱车赶往陈公馆，见到尸体时眼圈都红了。楼上，陈布雷的办公桌抽屉里，放有三封遗书，是分别写给蒋介石、秘书及后人的。 陈布雷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百依百顺，为蒋起草过大量文章和文告等，是蒋介石最信得过的人。抗战期间，宋美龄就十分关心陈布雷的健康状况，经常问寒问暖，以示关怀，并曾每天赠送陈布雷一磅牛奶，让他增加营养。 1939年4月间，陈布雷体力不支，精神疲惫，宋美龄便建议他去休养。一天，宋美龄亲口对陈布雷说：“陈主任，你身体不好，不要硬撑，介石很不放心，嘱我告你，是不是易地疗养？所有休养费用、交通工具，我会关照的。”5月7日，宋美龄又亲到美专街看望陈布雷，还带去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此地疗养不便，可在近郊疗养，修书敦促，请即离渝，保重身体。” 宋美龄还想方设法从印度空运“三五牌”香烟和美国奶粉按时送给陈布雷。 陈布雷的死，让被失败笼罩的蒋介石心情差到了极点，他惆怅之下提笔给“文胆”写下了“一代完人”的横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