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下旬，杜聿明做完手术后在北平一家医院休养，突然沈醉来访。杜聿明说：“我和戴笠相识十多年中，虽然他的工作使人感到可怕，但他对朋友却十分热情，他不幸发生这种意外，我怎么会不难过啊！” 接着，杜聿明急忙问沈醉戴笠飞机失事的详细经过，并问是否被人所暗害。沈醉只简单向他谈了飞机失事是偶然遇上气候变化的一些情况，决不是被人暗害等之后，杜聿明 杜聿明又告诉沈醉，他这次动手术前，戴笠对他特别关怀的情况。3月上旬，戴笠准备回南京之前，知道杜聿明因病住院，便去医院看望他，知道是肾结核，非割去那个有结核的肾不可。戴笠急忙问是哪位大夫主治？当杜聿明说出是很有名的泌尿科大夫谢元甫时，戴笠又忙问谢大夫现在有多大年纪？ 当听说谢大夫已经是60多岁了，戴笠就一个劲地摇头，连说：“不行！不行！内科大夫越老越有经验，外科大夫就不能太老，十年前我在上海宏恩医院割盲肠，宋子文推荐一位国内外都很有名的英国老大夫给我动手术。这个老大夫动作迟钝，弄了半个多小时才把伤口缝好，害的我的伤害到现在还常常出毛病，你一定要请一位精力充沛、手术高明的医生才行。” 杜聿明告诉戴笠，已经约好决定第二天就要动手术，不能随便更换人。戴笠站起身来，拍着胸膛说：“你的病我要替你负责请位好大夫，如果你认为谢大夫有把握，那我还得亲自去看一下再作决定。” 说完，戴笠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没有料到，当天晚上10点钟左右，杜聿明的副官向他报告，说谢大夫来电话，戴笠带了几个人去他家找他。因为那几天平、津两地正在由戴笠主持大肆捕人，吓得谢家的人不敢开门，而戴笠带去的又是些警察局长、稽查处长，他们在门外叫嚷不休，谢大夫想请杜聿明派人马上赶去把这些凶神恶煞劝回去，他实在不愿见这些人。 杜聿明要副官告诉谢大夫，是他请戴笠去看谢大夫，商谈明天动手术的事，这样谢家的人才敢开门把戴笠等请了进去。他们两人一直谈到深夜。戴笠反复问谢大夫有没有把握，谢大夫认为这不是什么重大手术，没有问题。戴笠才同意让谢大夫给杜聿明动手术。 讲完这些，杜聿明显得气力不佳，沈醉便告辞，分手时，杜聿明在病床上欠着身子，握着沈醉的手一再说，有机会去东北，一定要到他家做客，他全家都会欢迎沈醉。沈醉也表示，不久后会去东北，还有些事得请他帮忙。杜聿明表示。只要做得到的事，他会尽力去帮助。 当时的杜聿明和沈醉都不会想到，他们再一次见面，竟会是设在北京功德林监狱的战犯管理所中。 1957年初秋，沈醉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送到北京。晚间到达后即被编入第二组学习改造。进屋时人们都已入睡，只有小组长一个人起来指定沈醉在大通铺一位大胖子身边睡下。 沈醉脱衣服时，那位大胖子小声和他说了几句话，听口音是他的湖南同乡，但沈醉过去不认识，便小声问了一句：“尊姓大名？” “覃道善。”一听这名字，沈醉马上记起他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一位原国民党军长。覃道善用很轻又很带歉意的口吻告诉沈醉，他晚上爱打呼噜，如果沈醉被他吵得不能入睡时，就不客气把他推醒，他翻一个身，鼾声就会小一点，甚至会停一会儿，这一刻工夫就可以让别人入睡了。 面对这样一位好心的新“同学”，我也很客气地安慰他：“我一向不怕吵闹，大炮打起来我照样可以睡觉，请你不用顾虑我。” 覃道善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便蒙头入睡。没有料到，他的鼾声竟那么声震屋瓦，直对着沈醉的耳朵吹起来，加上新来一地，总有些心思，平日再不怕吵，这次却被他的鼾声把瞌睡全吹跑了。但沈醉不忍心去推醒他，因为这是覃道善的生理现象，又不是故意吵。 第二天一大早，沈醉听到有人在大声喊叫：“起床！起床！”沈醉正披衣起床，便见一个人匆匆回到组内来，定睛一看，竟是过去的老熟人王耀武。沈醉从报上只知道王耀武在山东战役中被俘，却没有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他。 王耀武一看到沈醉我坐在大通铺上穿衣服，赶忙走过来握手，并问沈醉睡得怎样。沈醉没有回答，只是点点头。王耀武要沈醉和他一道出去洗脸，还没有出门，小组里的几位都起来了。 这时小组长像老师对小学生一样对沈醉说：“你的脸盆等物，以后便放在这里。”边说边指指那个架子的最下层一个空位，沈醉也像小学生回答老师一样回答了一声：“是！”便跟随王耀武到盥洗室去洗脸了。 沈醉出门后，好奇地来到对门房间，他环顾四周，看到房内竟放有一个床铺那么大的白色石膏模型，模型内坐着一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人，这个人刚把—个牛奶瓶放下，正要躺下去，看见沈醉，又站了起来。 沈醉定睛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怎么？杜聿明还活着？ 在聊天中，沈醉才得知，杜聿明在体检中发现得了脊椎结核，所以管理所特地给他定做了一个石膏模型，让他睡在里面。每晚挺直地睡了整整三年，才使他这个病得到了有效的治疗。 杜聿明说：“这个石膏模型，不只矫正了我的躯体，同时也矫正了我的思想。”沈醉听了之后，也是非常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