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范纪曼被捕，不久被判死刑！行刑前一天晚上，他借口肚子疼，要上厕所，看守却叫住了他，说：“早去早回！” 1906年，范纪曼出生在当时属于四川省的梁山县。从小他就表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后来成功考入了汉阳兵工厂专门学校和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在校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为革命事业服务。1928年，他又考入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开启了他的军事生涯。 1930年，范纪曼考入北平大学，在这里他掌握了日语、英语、俄语和德语四门外语。这些语言能力为他日后的情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就在这一年，他因为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虽然敌人没有确凿证据，不得不将他释放，但这次入狱导致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为了重新找到组织，范纪曼一直在努力。他通过同学薛迅的帮助，认识了地下党员老杜，但因为当时上海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时无法恢复组织关系。 1932年，范纪曼在营救同乡曹策的过程中，认识了黄埔同学陈恭澍。陈恭澍让他帮忙翻译美国使馆的材料，这些材料竟然是国民党和日本之间的外交和军事情报。 范纪曼抓住这个机会，在翻译的同时秘密抄录了一份，通过地下党员将情报送给了组织。然而半年后，这件事情暴露，他再次被捕入狱。 1934年是范纪曼人生的转折点。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刘逸樵，开始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从此，他走上了职业情报工作者的道路。 1946年，内战爆发后，组织安排范纪曼以范行的名义打入国民党内部。凭借自己黄埔军校的背景和精通多国语言的能力，他很快得到了国民党的重用。 他被任命为特务头子郑介民的下属，专门负责国际情报工作，还被授予了少将军衔。在国民党内，他的职位之高，甚至一度成为后来赫赫有名的特务头子毛人凤的上司。 1947年秋天，范纪曼通过老朋友张子羽的推荐，成功进入国民党军事机关。为了掩护身份，他专门设立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办公室，表面上是处理日常公务，实际上是为了更方便地搜集情报。 在这期间，他经常往返于南京和上海之间，将搜集到的重要情报及时传递给组织。他提供的情报为三大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辽沈战役中，范纪曼获取了蒋介石调动廖耀湘兵团的密令。这个情报为我军及时调整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淮海战役期间，他掌握了邱清泉部队的驻防位置和司令部所在地。这些精确的情报为我军的战役部署提供了关键信息。 在平津战役中，范纪曼获取了蒋介石下令陈长捷决堤的密令。这个情报揭露了国民党不顾百姓死活的真实面目，也帮助我军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范纪曼还营救了被特务追捕的同志张子羽。当时张子羽因为给新四军运送军火的事情暴露，正被特务追捕。 范纪曼利用自己少将的身份，直接将张子羽带上自己的车，从特务的眼皮底下将他安全送出上海。随后又帮他联系渔船，让他经由南朝鲜辗转到达香港。 1949年初，一位名叫沈寒涛的情报人员落入国民党手中。在敌人的威逼下，沈寒涛背叛了组织，供出了范纪曼的真实身份。 国民党保密局得知这个消息后，考虑到范纪曼与陈恭澍的关系，没有立即抓捕。他们先通知了陈恭澍，由陈恭澍出面与范纪曼见面核实情况。 范纪曼坚决否认了所有指控，但陈恭澍已经对他起了疑心。随后，保密局将范纪曼带走，与沈寒涛当面对质。 范纪曼态度强硬，指责沈寒涛血口喷人。保密局因为没有直接证据，只能以＂等待查清＂为由，将他关押在威海卫路的看守所。 在看守所，范纪曼一直保持着国民党少将的身份，坚持佩戴领章和肩章。看守所长徐少元虽然不满，但也不敢过分得罪他。 南京方面多次派军官来审问，但范纪曼始终不承认任何罪名。因为他的强硬态度，看守所的人反而对他客气起来，甚至还跟他一起打牌消遣时间。 1949年4月10日，狱友周黎扬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他听到徐少元和副所长彭梦君争吵后，在犯人名册上圈出了三个人的名字，其中就包括范纪曼的化名＂范行＂。 经过打听，周黎扬得知这三个人第二天将被押解到南市看守所。南市看守所是国民党最严酷的刑讯地点，一旦被送进去，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 范纪曼和周黎扬商量后，决定在第二天早上实施越狱计划。周黎扬假装肚子疼，请看守班长徐步青帮忙打水。 趁徐步青去打水的空隙，范纪曼迅速拿起放脸盆的木板，架在竹篱笆上。虽然第一次没有踩稳，摔伤了脸，但他很快爬起来，成功翻过围墙逃走。 范纪曼熟悉上海的街道，他很快找到了藏身之处。他联系上了民盟盟员冯和法，请求帮助。冯和法将他安置在女友家中暂住。 就这样，范纪曼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成功躲藏到上海解放。此后，他继续为新中国贡献力量，将自己珍藏的四千多册书刊和一千多张原版唱片全部捐献给国家。 1990年12月6日，范纪曼在上海去世，享年84岁。他的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情报工作方面的成就，为我党取得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