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1日上午，蒋介石宣布下野，在场的谷正纲哭出了声：“总统不能下野呀！总统不能走！”张道藩也跟着说：“现在非常时期，总统无论如何不能下野！” 1949年初的南京城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寒风凛冽的徐州战场上，国民党精锐部队在徐蚌会战中全军覆没，这场战役的失败宣告着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统治彻底崩塌。 此时的南京政府已经摇摇欲坠，再也看不到往日的威风。徐蚌会战中，国民党损失了55万精锐部队，这支部队中包括了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人指挥的黄埔系和中央军主力。 这场战役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失败，更是一场摧毁国民党统治根基的政治灾难。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军饷供给不足，兵员补充困难，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压垮南京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南京城里的权贵们开始陆续南迁，政府机关人心惶惶。一些官员甚至连夜收拾行装，带着家眷逃往上海、广州等地，整个城市弥漫着一股逃难的气息。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内部的分歧愈发明显。保守派高官们对局势感到极度恐慌，他们深知一旦南京失守，多年经营的利益将荡然无存。 一些改革派人士则暗中筹划，希望能够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寻求出路。他们认为只有实现政治改革，才能挽救即将崩溃的政权。 军方将领们的态度也出现了分化。一些将领开始私下联系共产党，寻求投诚的机会；另一些则坚持死守，表示要与国民党共存亡。 南京政府的行政效率急剧下降，各部门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政府发布的命令得不到有效执行，税收工作难以开展，币值持续贬值，物价飞涨。 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到老百姓排队抢购物资的场景。米面油盐等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大量商铺关门歇业，市民生活陷入困境。 1949年1月2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内聚集了众多高级官员。这场中央常委会注定将载入中国现代政治史册。 会场中的气氛十分压抑，当蒋介石步入会场时，仅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张群站在讲台上，开始宣读蒋介石的引退文告。 文告的内容在会场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谷正纲突然站起身，带着哭腔喊出了＂总统不能下野＂的话语。 张道藩也随即附和，强调在这个非常时期总统绝对不能离开。这些激烈的反应让整个会场陷入了一片混乱。 蒋介石的态度却出人意料，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感动或动摇。相反，他表达了对党内某些派系的不满，暗示自己是被迫离开。 坐在蒋介石右手边的李宗仁全程表现得十分平静。他对整个局势似乎早有预料，不卑不亢地回应着蒋介石的每一个提问。 接下来的议程转向了权力交接的具体安排。张群拿出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就职文告》，这份文告的措辞引发了新的争议。 文告中使用＂代行总统职权＂的说法，引起了李宗仁的警觉。这个词的政治含义十分微妙，意味着这只是一种暂时性的职权代理。 李宗仁提出要将文字改为＂继任执行总统职权＂。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修改，而是关系到未来政权合法性的重要问题。 双方就文字的修改展开了一场博弈。蒋介石表面上同意了修改建议，但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主导权。 会议现场的气氛越发紧张，支持蒋介石的官员们不断发出叹息声。一些老一辈的国民党员甚至流下了眼泪。 这种氛围反映出国民党内部的深层矛盾。一方面是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则是对政权未来的深深忧虑。 李宗仁在这场政治较量中表现得十分沉稳。他明白在当前的形势下，党内的团结比个人的得失更为重要。 蒋介石的下野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政治行动。从预先准备好的文告稿到对李宗仁身份的限定，每一步都显示出他的深谋远虑。 1月24日，李宗仁正式就任代总统，这个＂代＂字凸显了这次权力交接的特殊性。蒋介石虽然表面上放弃了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但实际上通过各种方式保留着对国民党的控制权。 在权力交接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政治诉求被巧妙地回避。比如于右任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建议，被蒋介石轻描淡写地推给了其他人处理。 这种态度反映出蒋介石对某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方式。即便在下野之际，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不愿在重大问题上做出让步。 李宗仁面对这种局面，采取了相对克制的态度。他虽然意识到＂代总统＂身份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得不接受这个安排。 国民党的权力更迭并没有解决其面临的根本问题。军事上的持续失利，政治上的分裂，经济上的崩溃，这些问题都在继续恶化。 各地的地方实力派开始寻求自保，一些军政大员陆续与共产党展开谈判。南京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在不断缩小。 蒋介石的下野虽然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政治交接，但这种交接并未能挽救国民党的命运。相反，由于权力的虚置，反而加速了政权的衰落。 这次政治博弈的结果，对后续的政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李宗仁的代总统地位使他难以推行有效的改革，也无法进行真正有意义的和谈。 国民党的这次权力更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场政治表演。它暴露出国民党内部的深层次矛盾，也预示着这个政权即将走向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