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一听，支持陈永贵道：“这三条你不接受，我也不敢让你接受。除了毛主席，谁敢拍这个板？你穿上军衣，外宾内宾到大寨找陈永贵找不见了，这怎么交待？”说完，纪登奎哈哈大笑。这下子，爷爷才知道原来不是上面的意思，于是回到省里后明确表态：“穿军装、转户口、换房子这三条一条都不干。”有些人不理解，说穿军装、转户口、换房子，这怎么不比在山沟里好？他不以为然地说：“我土生土长，靠工分吃饭，现在拿上工资，我觉得跟我的劳动模范身份不合。我是个劳动模范，穿上军装，每天坐办公室，怎么发挥我的长处？我不是李自成。李自成进了北京天天过年，我掌了权天天修地。”原来是1973年，山西省委领导让陈永贵兼任晋中军分区第一政委，穿军衣，转成国家干部，拿国家工资；把全家转为城市户口；并且把家搬到榆次市居住。陈永贵觉得事关重大，又怕这是上面的意思，就到北京找纪登奎了解情况，说省里提出的要他转户口等三条意见，自己一条也不准备接受，所以向纪登奎征求意见。 大寨，这个隐匿在山西省昔阳县一隅的小山村，距离县城不过数里之遥，却在解放前仅有着几十户以耕作为生的质朴农家。他们世代在这片绿色植被稀少、四周环山秃岭、土地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为了生存，只能在崎岖的山沟里，一锄头一锄头地修凿出少量分散的梯田，勉强维持着生计。饥饿如同阴影一般笼罩着这个山村，大寨也因此以贫困而闻名。 然而，解放后的初期，大寨的自然条件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群众的生活依旧困苦。但希望的曙光在1952年悄然降临，这一年，大寨建立了合作社，将农民们的力量凝聚在一起。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当年合作社就迎来了丰收的喜悦，那些最早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自然条件的甜头。 时间流转至1963年，大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自然灾害。风雨交加，山洪暴发，给这个本就贫瘠的山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山西省委对此高度重视，迅速给中央呈上了一份详实的报告，生动介绍了大寨人民如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双手改造山河，与天灾进行顽强抗争。 周总理看过报告后，深感震撼。于1964年2月，他亲自派遣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廖鲁言，带领3名同志深入大寨，进行了为期21天的蹲点调研。工作队成员们与大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身感受到了大寨人民那种不畏艰难、自力更生的精神风貌。他们一致认为，大寨确实是一个典型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模范。 回望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农业领域深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如同一场风暴，给农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挫折。粮食产量下滑，农民生活困苦，国家领导人心急如焚。然而，当时国家财政紧张，无法拿出更多资金去支持农业。 就在这时，毛主席的目光聚焦在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他了解到，村支书陈永贵带领着村民们，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穷山沟一步步改造成了“层层梯田米粮川”。毛泽东深知自力更生是立国之本，他认为大寨的事迹不仅符合他的思想，也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历史潮流，更反映了广大农民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 于是，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提倡“农业学大寨”，倡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陈永贵，这位既有个性又充满艰苦奋斗精神的农民领袖，成为了革命精神与个人雄心的完美结合。他威望极高，不仅因为他有能力，更因为他一身正气，大家都心服口服。陈永贵以昔阳大寨为轴心，四处演讲，一有空就往昔阳跑，再用大寨的经验去指导其他省份，将自力更生的火种洒遍全国。 1975年1月，陈永贵一步跨入了国家权力的顶峰，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与此同时，大寨以及“学大寨”运动也被推上了狂热的巅峰，成为了全国上下热议的焦点。国人纷纷猜测，这位来自基层的农民领袖，将肩负起按照大寨经验解决几亿人吃饭问题的重任。尽管身居高位，陈永贵却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他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这种既是副总理又是农民的身份，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 同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响亮号召。当时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就是希望通过大寨的示范效应，由点到面，逐步推广，最终形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甚至大寨国的滚雪球式发展，从而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 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随着时代的变迁，那场浩劫终于结束，拨乱反正的序幕拉开。人们对“学大寨”运动开始提出了质疑，曾经狂热的崇拜逐渐冷却。人们开始更加理性地审视这段历史，思考其中的得失与教训。大寨的经验和精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和不足。如今，当我们再次回顾这段历史时，更应该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它，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为未来的农业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