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毛泽东录音的昆剧演员岳美缇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次旗手找我们一起听录音，在放重唱的《贺新郎》时，她自言自语：‘这是毛主席改的，特地送给我的’。她那种满足、又有点失落，加上迷离的神态，令我至今难忘。”有论者认为，此时毛主席深知自己身体不好，他也清楚地知道他的助手‘积怨甚多’……1974年3月20日，毛主席就在给助手的信中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1976年6月，他向下面领导交班时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一句。这也许可以把‘君且去，休回顾’理解为他们三十八年感情之间一次特殊的沟通”。 1893年12月26日，寒风虽冽，但在湖南湘潭那片青山绿水环绕的韶山冲里，却孕育着无限生机。这一天，毛泽东降生了。他的母亲文素勤，是一位勤劳且善良的妇女，她一生中共孕育了七个孩子。然而，命运多舛，长子与次子均早年夭折，这让文素勤对第三胎的毛泽东充满了祈愿与期盼。为了祈求孩子一生平安，她甚至拜石为母，并给毛泽东取了一个质朴而亲切的乳名：石三伢子。 毛泽东的童年生活并不轻松。像大多数农村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他自六岁起便开始了劳动生涯。那时，他嫩小的手脚已经学着帮大人分担家务，扫地、放牛、打柴、种菜，样样都干。到了十三岁，他更是整天泡在田里，与大人们并肩作战，犁田、插秧、收谷，什么活都不落下。 有一天，父亲让毛泽东和弟弟去收豆子。到了地里，弟弟挑了个豆子长得稀的地方，很快就收了一大片。而毛泽东却选了个豆子长得密的地方，一穗一穗地认真收割。父亲过来一看，直夸弟弟干得快，却责备毛泽东收得慢。毛泽东也不辩解，只是让父亲看看自己收的豆子。父亲一看那密密麻麻的豆子，顿时不说话了，心里满是赞许。 转眼间，时间来到了1913年。这一年，毛泽东踏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校门。然而，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的数学成绩糟糕透顶，美术课上更是画出一个圆圈，旁边标注“这是蛋”，然后便潇洒离去。他的偏科与那些另类的言行，几乎让他面临被开除的境地。幸运的是，恩师徐特立和杨昌济慧眼识珠，从中斡旋，才让他得以继续在这条求知路上前行。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老师莫过于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即杨开慧的父亲，当年就大大有名。他先是留学日本六年，又赴英国修学三年，之后还游历了德国、瑞士。归国后，以他的留学经历从政当官易如反掌，但杨昌济却对当官发财不感兴趣。他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因此赢得了长沙大儒之名。 杨昌济的志向是“欲栽大木柱长天”，即他想要教出几个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材。这个志向虽然难以实现，因为栋梁之材并非由老师一人决定，但杨昌济的博学、高尚人格以及他扶掖后生的热情，却吸引了一批有志青年围绕在他的周围。 杨昌济在教育学生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他鼓励学生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于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且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精神。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逐渐成长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党反动集团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后，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即主张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 会后，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前往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随后，他率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途中，毛泽东领导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建立民主制度，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毛泽东又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使人民军队有了铁的纪律。1928年4月，毛泽东率部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在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经验，概括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游击战争基本原则。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1928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中，深刻总结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系统论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30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提出红军、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