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万里说：大寨这一套中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

陈云对万里说：大寨这一套中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你就是不发言、不吭气，回来以后也不必传达，在我们范围内做我们自己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继续坚持贯彻“六条”。陈云认为，之前农业学大寨那一套办法不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是压制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不能继续那一套，而必须改弦更张，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时农业生产力主要是手工工具，靠农民的两只手，手是脑子指挥的，农民思想不通，没有积极性，手怎么会勤快呢?生产怎么会提高呢? 1978年，安徽遭遇了一场百年难遇的大旱灾。面对秋种的紧迫任务，安徽省委发出了“宣传中央两个农业文件，发动群众，种保命麦”的号召，并采取了“借地度荒”的应急措施。然而，在许多地方，集体种麦的尝试遭遇了梗阻。就在这时，一些社队悄悄地尝试了包产到组，更有甚者，秘密地实行了包产到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安徽省农委政研室的工作人员来到了肥西县山南公社，发动群众展开了一场关于如何加速农业发展步伐的大讨论。结果，80%的社员都举双手赞成包产到户。万里，这位有着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对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试验给予了支持。与此同时，在滁县地区、固镇县等地，也都有意识地进行了包产到户的尝试，一些地方的群众更是自发地行动起来，加入了包产到户的行列。 1978年11月24日的夜晚，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昏黄的煤油灯下，18位面带菜色、衣着破旧的农民，怀着对未来的渴望和对未知的恐惧，毅然决然地在一张土地承包契约书上按下了自己的手印，这一按，不仅按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也按出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 历史的巨轮往往就是在这样一些看似偶然的小事件中，悄然改变了航向。当这18位农民在绝境中寻求生机时，他们绝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无奈之举，竟然揭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然而，这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几十年农村畸形发展积累到极点的必然结果。 1979年，新上任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在梨园公社进行工作检查时，意外地得知了小岗队“单干”的消息。他当即决定前往小岗一探究竟。在村北的干渠沟旁，陈庭元一行遇到了正在锄花生的社员徐善珍，几句简单的交谈，便让陈庭元确认了小岗确实已经实行了土地分包。 1979年2月14日至20日，凤阳县委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工作会议。会议原本的目的是学习贯彻中共中央下达的〔1979〕4号文件，准备全面推广马湖公社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然而，会议上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各区社书记纷纷要求实行小岗生产队的“大包干”，即“包产到户”。县委虽然认为“大包干”效果显著，也倾向于实施，但这一生产责任制与中央4号文件中的规定相抵触，因此不敢轻易做决定。 巧的是，当时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恰好路过凤阳，前往合肥参加省委会议。陈庭元抓住这个机会，向王郁昭汇报了凤阳县要求实行“大包干”的意见。王郁昭爽快地答应将这个意见带到省里，向万里汇报。万里听到汇报后，果断地表示：“错了我来负责。群众担心的是政策不稳定，过去自留地就变过好几次。” 1980年1月的省委农业会议上，一位县委书记向万里请示，表示根据天长县的生产情况，县委决定不实行包产到户。万里对此表示了同意。然而，这位县委书记并没有因此固步自封，他深知群众对包产到户的呼声高涨且普遍。为了尊重群众意见，县委先后3次组织100多名科局长以上干部深入基层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包产到户早搞早增产，迟搞迟增产，不搞不增产。于是，县委下定决心，领导群众普遍实行包产到户。 1981年，天长县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78700万斤，比1980年增长了34.8%。县委在总结包产到户带来的巨大变化时，列出了“十个没有想到”，从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到生产的大幅增长，从农民富裕速度的加快到农村“科学热”的高涨，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到农民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积极性，从农民互助协作精神到爱国家、爱集体的精神，再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显著改善，这一切都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万里后来回忆说，凤阳在实行联产责任制时，开始是包干到组。包产到组与大包干到组虽然都包产到组，但包干到组更简单、更彻底。“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万里强调，不管哪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能够增产增收，对国家、集体、农民都有利，群众愿意，就要坚持下去。 在当时的省委书记中，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并不多见。1980年，万里调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他回忆起1980年9月召开的一次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会上他本想将“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或“支持包产到户”，但会上的争论异常激烈，看来难以通过。邓公在结束谈话时，掷地有声地说：“不能拖，拖不起。”周惠领命之后，立即投身到了推动农村改革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