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表示：“在我看来，父亲一生中有两大错误，都是经过长时间逐渐累积而成的。第一，是‘大跃进’以及随后三年的调整不够有力；第二，便是‘十年运动’。父亲从一开始就对‘它很不理解，态度不够认真，行动也不够得力，很快就开始抵制，但效果并不明显。不过，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我深知在审视历史过程时，必须站在历史的角度，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历史事实，不能仅凭个人情感来替代正确的评价和理性的判断。”大学毕业后，刘源毅然决定返回农村。他说：“我在农村生活了7年，是那些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给予了我帮助，让我拥有了正常人的心理和生存态度。因此，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欠了农民的，回到农村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刘源还完成了两件心愿：一是在他父亲逝世的地方——开封市北土街10号的那所旧银行宅院，竖立起一块大理石纪念碑，碑铭“刘少奇主席逝世处”由国家主席杨尚昆亲笔题写；二是他联系上了当年一起在山西插队的20多名知青和一些企业家，共同捐资80万元，在村里建起了一所希望小学，校名“雁杰小学”由王光美亲笔题写，寓意深远。 刘少奇走上革命道路，绝非偶然之举，而是他历经艰辛、不懈探索的必然结果。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深切地感受到国家民族的苦难，心中燃起了救国救民的熊熊烈火。为了寻求真理，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与困惑，努力摆脱封建家庭的羁绊，踏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然而，一旦他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便如同磐石一般坚定，无论风雨如何变幻，都从未动摇过。他始终坚守初心，对党忠诚，成为了“不忘初心、对党忠诚的光辉榜样”。 在主持工作期间，刘少奇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民主的工作作风。他从不搞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而是始终保持着谦逊和开放的态度。当下级来请示工作时，他总是会耐心地听取意见，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明确指示。但与众不同的是，他总会补上一句：“这是我的看法，请你们去研究。”这句话不仅体现了他的民主精神，也鼓励了下级独立思考、勇于探索。 刘少奇不仅在工作上原则性强，在生活中也同样如此。他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原则。1949年初，天津刚刚解放，由于资本家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熟悉，害怕被清算，害怕工人起来造反，因此表现得非常消极。有的资本家甚至想弃厂外逃，这种状况对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恢复整个经济秩序都极为不利。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刘少奇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他深入工厂，与资本家面对面交流，耐心解释共产党的政策，消除他们的顾虑。 刘少奇不仅在工作上勇于担当，在生活中也同样充满了勇气和担当。1960年，他视察葛洲坝坝址后乘坐客轮出三峡。晚上刚过宜昌，就碰上了突起的龙卷风。顿时，长江浊浪惊空，船前方的小木船如同树叶一般在狂浪中颠簸。有一条小木船上还有两个人被颠入水中，情况十分危急。轮船上有的人担心偏离航道会有危险，主张通知其他船速来救援。然而，正在舱内批阅电文的刘少奇却当即说：“就因为是国家主席坐的船，更应该首先是抢救人民。”船员们听到这句话，立即转舵奋不顾身地投入抢救工作，将落水者救起。然而，此时江面上的小船仍然在狂风巨浪的打击下苦苦挣扎。尽管巨浪直扑舷窗、甲板，刘少奇却不顾可能发生的危险，再次命令将轮船横在江心，为小木船挡风截流，并用缆绳牢牢系住。他的这种英勇行为，与周恩来在飞机即将出事时脱下降落伞让给别人的高尚品质如出一辙，都是共产党人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精神的生动体现。 除了在工作和生活中展现出的高尚品质外，刘少奇在政治上对子女的要求也异常严格。1951年2月，人民大学班级支部讨论爱琴入党转正问题时，爱琴自己和周围的一些同学都认为新党员结束预备期转为正式党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刘少奇却对女儿身上的弱点和问题看得一清二楚。他语重心长地对爱琴说：“你思想上的毛病还很多，要接受思想改造。” 爱琴对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认识到，感到大惑不解。当支部征求刘少奇的意见时，他认真地说：“爱琴从苏联回国仅一年多，没有经过国内斗争环境的锻炼，没有经过风雨，政治上还很幼稚，生活上还不够艰苦朴素。我对女儿转正的态度很明确：‘严格要求’。”班级党支部本着“严格要求”的原则，对爱琴的转正问题进行了严肃而认真的讨论，最后决定取消她的预备党员资格。 刘少奇还十分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他在对子女进行教育时，反复表达自己的这个观点。在给刘允若的信中，他说：“同志式善意的批评，则是对人的一种最好的帮助。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就是讲的这种批评。这是必须欢迎，而不应当拒绝的。接受这种批评，改正错误，也并不丧失什么‘面子’。相反，凡是自爱的有自尊心的人，都应当欢迎这样的批评。不要把正当的自尊心同保存一种虚假面子混淆起来，以为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改正错误就丧失了自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