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肃曾说旗手的文艺知识对京剧改革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戏曲艺术上她虽说不上大家，但也

阎肃曾说旗手的文艺知识对京剧改革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戏曲艺术上她虽说不上大家，但也可算得上是中家或小家吧。不少人都知道，上世纪30年代，她在大上海已经是电影明星了。如果她不懂一点艺术，在艺术家云集的大上海能站得住脚吗?她酷爱京剧艺术，创作期间，她每天中午和晚上就餐时，都静听著名京剧老生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李少春和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精彩的录音唱段。她经常听这些精彩唱段，一是喜欢、欣赏，二是为修改样板戏寻得一些启示。 样板戏的“样板性”，可谓事无巨细，渗透到了每一个细节之中。从思想层面的高度控制，确保每一部作品都紧密贴合当时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到演员动作、表情的一致统一，力求呈现出最完美的艺术效果，乃至衣服上补丁的颜色、大小、位置都极度讲究，无不体现出创作者对“样板”二字的极致追求。十年磨一剑，八个戏的精心打造，可谓用心良苦。这些作品中，既有经典之作，让人回味无穷，也不乏糟粕之处，因过度强调政治性而牺牲了艺术性的部分，让人遗憾。 在政治的高度控制下，样板戏在努力打造成样板的同时，也逐步陷入了“板”的僵局。一些作品，如《海港》、《龙江颂》等，虽然在艺术上有所创新，但因过于拘泥于“样板”的框架，而显得过于刻板，缺乏生机。然而，这并不能否认样板戏在当时的广泛影响力和深远意义。 1975年，为了进一步普及革命“样板戏”，文化部精心组织了在京的各“样板戏”剧组，先后分别到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出。这是继1972年之后，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巡回演出活动。十年来，革命“样板戏”有了很大发展，不仅原有的作品得到了不断的打磨和提升，还创作、演出了新的革命“样板戏”，如革命现代京剧《平原作战》、《杜鹃山》，革命现代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等。 在这次巡回演出中，各地工农兵观众将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些新剧目的风采。从三月上旬开始，中央乐团率先启程，先后到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等地进行演出。北京京剧团的《杜鹃山》剧组也紧随其后，将足迹遍布长沙、韶山、南昌、井冈山、杭州、上海等地。中国京剧团的《平原作战》剧组则选择了南宁、桂林、长沙、天津、大港油田等地作为演出地点，《红色娘子军》剧组则奔赴西安、延安、成都、重庆、武汉等地，为当地观众带去精彩的演出。 5月以后，中国舞剧团的《沂蒙颂》、《草原儿女》剧组也将踏上巡回演出的征程，前往沈阳、长春、哈尔滨、大庆油田等地。同时，北京京剧团的《沙家浜》剧组也将前往贵阳、遵义、昆明等地，为更多观众带去革命“样板戏”的魅力。 样板戏《海港》在创作过程中，为了更加突出主题，使整个剧本内容更加鲜明，节奏更加明快，同时迎合样板戏突出主要人物的创作原则，对淮剧剧本中存在的大量人物进行了精心的整合。这一整合过程，不仅体现了艺术创作上的匠心独运，也彰显了样板戏在人物塑造上的独特风格。 首先，剧中对负有相同责任的人物所负担的责任进行了重新拆分组合。在淮剧中，原本由多个人物共同承担的剧情和责任，在样板戏《海港》中被集中安排到了少数几人身上。这种调整使得剧本的脉络更加清晰，剧情的发展更加紧凑，也便于观众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主要剧情。 以韩小强（淮剧中名为余昌宝）的思想教育工作为例，淮剧中他的母亲、舅舅和支部书记共同担任了开导者的任务，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他认识到了自己具有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想，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然而，在样板戏中，为了突出主要人物，余母这个人物被删除，本应三人共同负担的工作被分配给了支部书记方海珍和舅舅马洪亮。而且，在戏份比重上也有所变化，支部书记方海珍在劝说中起了主要作用，这既符合突出主要人物的原则，也使得剧情更加集中、有力。 这种人物整合的手法，不仅使得样板戏《海港》在人物塑造上更加鲜明、突出，也体现了样板戏在艺术创作上的独特追求。在京剧“样板戏”中，“正面人物”、“英雄人物”、“主要英雄人物”都是社会中普通的劳动者或普通的军人。这一改变彻底打破了传统京剧艺术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垄断舞台的局面，使得“普罗大众”和来自于他们的英雄人物成为了舞台上的主角。 在继承了传统京剧艺术中的“生、旦、净、末、丑”的行当分工手法之后，样板戏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类别中的人物类型，转化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两个大类。这种转化不仅是对传统京剧人物类型的超越，也是对现实普通英雄人物的超越。它超越了传统京剧人物类型，使之转化为现实普通的劳动群众；同时，也超越了现实普通英雄人物形象，使之具有高超的艺术性。 样板戏《海港》通过这种人物整合和艺术创新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突出的正面人物形象，如支部书记方海珍等。这些人物不仅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崇高的精神品质，还展现了普通劳动者和军人在革命斗争中的英勇和智慧。他们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了样板戏艺术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