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金先生妻子走路摔骨折逼酒店全赔”的闹剧余波未平，封面新闻报道的成都一则“两岁幼童拉扭扭车绊倒六旬男子，被索赔27.3万”的判决再次引爆舆论。

监控画面清清楚楚：六旬男子王涛（化名）明知前方有幼童拉着扭扭车，放着宽阔人行道不走，偏偏要逆行过来挤，半秒钟都等不及，偏要抬脚跨越，踩中扭扭车摔倒致九级伤残，反手将两岁孩童及其父母告上法庭。

（王涛抬脚瞬间，只需等半秒，扭扭车就能过去）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一审法院竟判决监护人承担50%同等责任，二审虽改判次要责任，仍需赔偿近6.5万元。从金先生“摔哪儿讹哪儿”到王涛“跨哪儿讹哪儿”，再到司法判决的模糊导向，这股畸形维权歪风正在侵蚀社会的责任底线，再不重拳整治，恐怕真要陷入“走路怕碰瓷、带娃怕索赔”的全民焦虑。

先还原这起“扭扭车纠纷”的核心真相，监控视频就是最铁的证据：2025年2月，两岁的睿睿左手被奶奶牵着，右手拉着小型扭扭车在广场人行道正常行走，六旬男子王涛迎面走来。

画面清晰显示，人行道宽度足以容纳多人并行，王涛低头发现扭扭车后，并未选择绕路或等待幼童通过，而是主动抬脚试图跨越。由于动作笨拙，脚掌不慎勾中扭扭车尾部，身体失衡摔倒致左股骨颈、右腕三角骨骨折，经鉴定为九级伤残。

这本是一起因成年人自身判断失误导致的意外，王涛却将责任完全推给幼童及其监护人，索赔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7.3万元，其中仅伤残赔偿金就高达18万元。

更荒诞的是一审法院的责任划分逻辑。武侯区法院认为，睿睿奶奶未主动拖车或提醒路人，存在监护过错；王涛选择跨栏方式不当，双方各担50%责任。王涛又不是没有看到扭扭车，王涛自己跨步迈过的行为，说明他已经知道有扭扭车的存在。

按照一审法院判决的这个逻辑，行人走路时必须时刻提醒周围人“我在这里”，家长带娃出门得举着“小心玩具”的警示牌，否则出了意外就得对半担责。

这种判决完全混淆了“过错责任”与“安全注意义务”的边界。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监护人责任的前提是“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而本案中睿睿拉车行走的行为本身并无任何违法性，扭扭车也并非法律禁止的危险物品，奶奶牵手监护已尽看护义务，何来“过错”？

反观王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明确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他明知扭扭车是障碍却执意跨越，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理应承担主要甚至全部责任。

二审法院改判监护人承担30%责任，看似纠正了一审的偏颇，实则仍未守住司法公正的底线。成都中院认定王涛“轻信可以跨越而未采取更安全方式”，却仍让两岁孩子的家庭承担近6.5万元赔偿。这种“和稀泥”式判决，本质上是怕引发“老人受伤无人管”的舆论争议，却忽视了司法裁判的导向作用。

正如网友尖锐质疑：“如果跨栏杆摔了告栏杆主人，玩滑板摔了告清洁工，那谁还敢正常生活？”这种判决传递的错误信号显而易见：只要受伤就能找个“责任人”索赔，哪怕自己是主要过错方，对方也得“多少赔点”。

这与成都网约车碰瓷案的逻辑如出一辙——沈某等人故意制造事故索赔，王涛则是“过失摔倒后借伤残加码索赔”，前者是主动犯罪，后者是被动碰瓷，但本质都是将自身责任转嫁给他人。

对比此前两起案例，更能看清这种判决的危害性。呼和浩特13岁女孩跳楼案中，家属以“物业防护不足”索赔33万，法院明确判决“护栏符合标准、无法律因果关系”，驳回诉求，清晰传递了“责任自负”的导向；而成都网约车碰瓷案中，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司机有期徒刑，彰显了“打击恶意索赔”的决心。

反观扭扭车案，二审判决虽未支持全额索赔，却仍让无过错的监护人买单，这无疑会助长“伤残即有理”的歪风。有网友调侃：“以后老人出门揣着伤残鉴定书，看到小孩玩具就往上靠，摔了就索赔，比上班还赚钱。”这种调侃背后，是公众对“碰瓷式维权”的深切担忧。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媒体和律师还在为这种畸形索赔“站台”。王涛的代理律师强调“他是受害者，退休计划被打乱”，却对其跨越障碍的重大过失避而不谈；有媒体刻意放大“九级伤残”、“索赔27万”的戏剧化细节，却不分析责任划分的法律依据，这种哗众取宠的报道与《1818黄金眼》炒作金先生事件如出一辙——为了流量刻意制造“弱势方维权”的叙事，忽视基本事实和法律逻辑。

正如光明网曾批判的：“仅凭片段化信息给他人扣责，不是舆论监督而是误导。”媒体的不当渲染，加上司法的模糊判决，共同催生了“摔哪儿讹哪儿”的社会怪象。

王涛案的争议核心，早已超越个案本身，直指“安全责任与道德风险”的平衡问题。王涛年近六旬、骨质疏松，更应懂得“安全第一”的道理，放着宽阔路面不走偏要跨越幼童玩具，本身就是对自身安全的漠视。

王涛的伤残是由自己造成，在九级伤残后狮子大开口索赔27万，很难不让人怀疑其索赔动机。伤残赔偿金的计算虽符合标准，但结合其过错程度，这笔赔偿本不应由监护人承担。睿睿父母的律师坦言“客观存在一定过错”，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反而纵容了“碰瓷式维权”的蔓延。

遏制这种歪风，司法必须摒弃“和稀泥”思维，坚守“过错与责任相匹配”的原则。参考黄浦区法院审理的自媒体侵权案，法官明确指出“仅凭无法核实的信息扣帽，不是监督而是误导”，最终判决媒体道歉赔偿，彰显了司法对“责任边界”的清晰界定。

扭扭车案中，法院应敢于判决“王涛自身承担主要责任，监护人无过错不赔偿”，哪怕面临“老人受伤”的舆论压力，也不能牺牲司法公正。同时，应明确“伤残不等于有理”的根本理念，伤残等级只是赔偿金额的计算依据，而非责任划分的前提，不能因为伤者伤残就强行让他人担责。

社会层面更需重建“责任自负”的共识。成年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跨扭扭车摔倒就该反思自身判断失误，而非找个“替罪羊”索赔；家长带娃出门尽到监护义务即可，不必因他人过失而自责买单。

媒体应坚守客观报道原则，不能为了流量放大冲突、忽视事实，正如最高法《关于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指导意见》所强调的，要“依法惩治违法索赔行为，保护经营者合法权益”。

企业和个人也应学会用证据维权，像金先生事件中的酒店那样留存监控，像网约车碰瓷案中的警方那样固定证据，让“碰瓷式维权”无处遁形。

从网约车碰瓷被判刑，到女孩跳楼索赔被驳回，再到扭扭车案的争议判决，司法实践一直在“打击恶意索赔”与“保护弱势群体”之间寻找平衡。但平衡不等于妥协，公正的判决应当让过错方承担责任，让无过错方不受牵连，而不是“各打五十大板”或“多少赔点了事”。

王涛案给所有司法者提了醒：一纸判决不仅关乎个案是非，更关乎社会风气。纵容“跨扭扭车索赔”，就可能催生更多的“跨栏杆索赔”、“滑倒索赔”，最终让每个人都活在“怕碰瓷”的焦虑中。

两岁的睿睿不会知道，自己拉着玩具车的举动竟让家庭背负近6.5万元赔偿；王涛或许能拿到这笔钱，却输掉了为人处世的底线。

司法的意义，在于守护公平正义，而非和稀泥式的息事宁人。唯有让“责任自负”成为不可动摇的司法准则，让“碰瓷式维权”得不到任何法律支持，才能彻底根治“摔哪儿讹哪儿”的歪风，还社会一个安全、公正的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