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严惩老黄！

真没想到老黄的学历，写着“大学普通班”。同事第一眼看到，以为就是大学里的普通培训班——这个误解太普遍了，可查一下才知道，这是一个特定年代独有的学历名称：1970到1976年间，通过推荐制入学的学员，是正儿八经的学历教育，读完发国家认可的毕业证。它不是“培训班”，它是那个年代的高等教育入口，叫“普通班”是为了和“进修班”“短训班”区分开。1977年恢复高考后，这个名称逐渐退出历史，成为只属于那个年代的学历记忆。

“大学普通班”这个词，仔细查了查，这个名称背后藏着一段特殊年代的读书往事。
1970年到1976年这几年间，全国高等院校恢复招生，但废除了统一考试，改成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办法。

用这种方式招进来的学生叫工农兵学员，他们的学历国家承认的就是“大学普通班”。1993年国家教委和人事部专门发过文件，明确了这个学历的合法地位。说白了，这是正儿八经的高等教育学历，不是什么培训班。

那几年总共招了七届学员，大约94万人。学制比正常本科要短，两到三年。学员进校前的文化底子差别很大，有初中水平的，也有高中水平的。但这些人是从工厂车间、田间地头、部队连队里选出来的，实践经验不缺。

老黄1974年从上海焦化厂的车间工人岗位进入上海机械学院学习，毕业后回到厂里从技术员做起。后来他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读了工商管理硕士，拿到了硕士学位。

对这件事，聊四点。
学历的“名分”是后来才理清的。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社会上对工农兵学员的看法变得复杂起来。有人觉得推荐上学不算真本事，也有人觉得那批人文化基础参差不齐。

国家在学历认定上一直没有含糊，1993年那份文件就是态度。学历体系里有一类叫“大学普通班”的特殊存在，本身就是对历史的尊重。

每一段历史里都有认真读书的人，不能因为年代特殊就抹掉他们手里的毕业证。那个年代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百分之一，能走进大学校门本身就是一件稀罕事。这批人中的大多数毕业后回到基层岗位，在工厂、学校、医院、机关一干就是几十年，成了各条战线的业务骨干。

评价那批人，得看他们后来干了什么。当年北京市做过一次调查，在校学员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两成，初中的占六成，小学程度的占两成。

底子确实不齐。但那个年代能获得上学机会本身就难得，很多人进了校门之后格外珍惜，图书馆里泡到深夜的不在少数。老黄后来从车间技术员一路走到直辖市市长的岗位上，靠的不只是那张文凭。说白了，一个人行不行，时间会给出答案，不是一纸学历就能定终身的。

今天看学历，不能只看一个标签。现在招人看简历，学历那一栏恨不得细分到学校排名和专业方向。

但一个人的能力和后天的努力，往往比一个标签重要得多。那个年代有它的特殊性，今天的年轻人也有今天的难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机会和局限，把人一棍子打死或者捧上天，都不客观。学历这张纸只是起点，有人拿着它原地踏步，也有人揣着它走了很远。

有些东西比学历本身更值钱。老黄从大学普通班到工商管理硕士，这条路走了二十多年。中间经历了从工厂到机关、从上海到重庆的多次转变，每一次都得重新学起。

这背后是一种不认命、不停步的劲头。学历可能是一块敲门砖，但门打开之后能走多远，看的还是一个人有没有持续学习的能力和踏踏实实做事的耐心。

眼下正值高考录取季，不少家庭在为孩子的学校纠结。回头看看“大学普通班”这段历史，也许能让人多一份平常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过的坎，也都有自己能够抓住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