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如何评价周总理的？他说：“我的接班人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但他有个弱点……”这句话背后，是几十年共事留下的真实分量

1957年11月，毛主席第二次访问苏联。在后来公开出版的回忆资料《走近周恩来》中，留下了一段颇受关注的谈话。

当时谈到今后的人事问题，毛主席依次评价几位长期共事的同志，讲到周恩来时提到：“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紧接着又谈到周恩来政治上存在“弱点”，随后说“但他是个好人”。人民网周恩来纪念网转载这一材料时，也保留了上述表述。

毛主席与周总理共事多年，他对周恩来的判断并非来自一两次外交活动。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两人的工作关系已经在一次次重大关头中经受检验。

这段经历很能说明周恩来的一个特点。他并不是只会处理具体事务，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执行者。遇到重大转折，他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认识，在原则问题明确之后，又迅速转入组织和落实工作。后来几十年的许多事情，都能看到这种工作方式留下的痕迹。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承担的事务骤然增加，外交尤其成为他的一个重要工作领域。

1954年4月19日，中国政府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担任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4月26日会议开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重大国际问题的会议。当时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牵涉多个国家，各方立场差距很大，会场内外都有大量谈判和接触。周恩来既要坚持中国立场，又要寻找能够推动问题解决的交汇点。

一年之后，考验又来了。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代表齐聚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会议的国家社会制度不同，历史经历不同，对国际问题的判断也不完全一样。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与会，在讨论出现分歧时强调寻找共同基础，“求同存异”由此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极有代表性的实践。外交部保存的资料显示，中国代表团通过广泛接触和协商，为会议形成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了1957年，毛主席再谈周恩来，前面已经有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这样的经历摆在那里。因此，“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并不是一句空泛的赞语，而是长期观察之后对周恩来工作能力的概括。

周恩来的本事也不只在外交场合。

新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时，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解决项目、设备、资金、技术和工业布局等一连串难题。公开党史资料显示，“一五”计划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主持制定，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领域，其中包括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1950年确定50项，1953年新增91项，1954年又增加15项，这些项目后来成为新中国工业体系起步阶段的重要基础。

周恩来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自评：“我理理家可以，做不了帅。”人民网刊载的相关回忆资料记录了这一说法。若把它同他长期承担的工作放在一起看，会发现所谓“理家”绝不是处理几件琐碎事务，而是在国家机器刚刚建立、许多制度需要从头建设的时候，把纷繁复杂的问题一件件组织起来。

毛主席在提到这一点的同时，也明确肯定周恩来处理国际活动和复杂矛盾的能力。把这一评价放进周恩来几十年的实际工作中，意思也就更加清楚了。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迎来重大转折。访华期间，周恩来同尼克松围绕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结束了长期隔绝状态，开启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

从日内瓦、万隆到“一五”建设，再到1972年的中美会谈，周恩来所面对的工作从来不是单一类型。他既参与重大决策，也长期负责把决策变成可以运行的方案；既能够处理庞杂的国内事务，也能够坐在国际谈判桌前应对复杂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