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1岁的重庆市委书记王茂全，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让他去当江北县委书记。从副省级城市的一把手，直接降到正处级的县官，换作旁人，早就觉得颜面尽失、心灰意冷。可王茂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县城报到。

主要信源：（重庆日报网——万盛经开区：堡堂旧貌换新颜）

2009年夏天，重庆，一个76岁的老人在病床上合了眼，他叫王茂全。

人走的头几天，他还在问堡堂村的水稻长得咋样，水渠堵没堵。

这问题，听着不像一个大官问的，倒像一个老农放心不下自家的田。

堡堂是他老家，也是他这辈子所有故事的起点。

那地方山多石头多，地薄得藏不住水。

1933年，他生在一个佃农家里，穷得叮当响。

童年里没多少玩闹的光景，拾柴、割稻、挖红薯，这些活计从七八岁就压在他肩上。

那时候最大的盼头，就是能吃上一顿不掺野菜的饭。

1949年土改，他家分到了地，父亲接过地契时手抖得厉害。

那天夜里，王茂全偷偷跑到分到的田里，光着脚踩了半天地上的土，心里给自己改了名字，叫王茂全。

意思是要让自家日子周全，也要让堡堂人周全，那年他16岁。

1963年，他当了堡堂大队书记，堡堂的穷根子一眼能望到底，没水。

村里就靠几口老井撑着，旱季一到，井水连人喝都紧巴巴，更别提浇庄稼。

1964年又赶上灾年，全村人眼巴巴等着国家返销粮过日子。

那回之后，王茂全铁了心要治水，他带着一百多个壮劳力，冒着冬寒跑到十几公里外修水库、挖水渠。

没有机器，全靠肩膀和力气，一锄头下去就是一个白印子。

他跟大伙一起扛土筐，有一回跳进冰水里帮人，棉衣湿透，嘴唇冻得发紫，嘴里还说不冷。

几年下来，水库修好了，渠道也铺到田头。

清水从渠里流过来的那天，堡堂村好些老人蹲在渠边，看着水，眼泪就下来了。

那一年，堡堂第一次没靠返销粮过年。

水的问题刚刚有着落，他又盯上了村里的荒山老鸦井，那座山全是乱石，种不出几颗像样的粮食。

堡堂人学大寨，别人学的是样子，他带着人学的是蛮劲。

钢钎凿，二锤砸，大石头一块一块被抠出来，再从山脚挑土往山上垫。

他腿上长了一个疮，走路都扯得疼，他用布把腿勒紧，拄着棍子照样上山。

几年过去，乱石坡变成了一层层梯田，瘦地硬是种出了好庄稼。

堡堂出了名，连外地人都跑来看，站在田边直咂嘴。

陈永贵来堡堂考察，在梯田边上说他们是真的把大寨学到了实处。

名气大了，他的官也一级一级往上升。

1974年进了重庆市委常委，后来当上了市委书记，还成了中央委员。

位置高了，他说的话、做的事还是老一套，公是公，私是私。

有一桩事，堡堂人提起来就竖大拇指。

他弟弟在队上当保管员，有一回跟生产队长合伙，把队上的扫帚换了草纸，想弄到外面换粮食。

放在那个缺粮的年代，不少人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

他偏不，东西要回来，弟弟和队长在社员大会上挨了批评，连他父亲出来说情都没用。

他认一个死理，集体的东西是全村人的，谁都不能往自家兜里装。

八十年代初，干部队伍开始调整年轻化、知识化，许多老同志要从一线退下来。

1984年，王茂全从重庆市委书记调到江北县当县委书记。

从市里到县里，这个弯子不少人转不过来，他却像没事人一样，提着箱子就去了江北。

到了县里，他的老习惯一点没改，能下田就不坐办公室，能走到田头就不在会议室里泡着。

查渠，看库，修路，找水，哪儿的庄稼出了问题，他就出现在哪块地边。

农户房子漏雨，他张罗着解决，村里桥老了，他盯着重建，还要亲自走两遍才放心。

后来他到綦江当顾问，又看不得退休老人一天到晚闲着，就牵头办了一所老年大学，唱歌、舞剑、打门球，课不多，但老人们有了盼头。

他这一生，从佃农的儿子到中央委员，再从市委书记变回县委书记，身份换了无数回，身上那股土腥味却一直没散。

2009年他走了，堡堂村的老人们坐在田埂上提起他，不说他当过多大的官，只说这个人实在，办事公道，心里装着老百姓。

能做到这一句，比什么评价都重。

现在再想，什么叫能上能下，什么叫不忘初心，看看这个人走过的路，心里也就亮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