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先生曾深情地说：“毛主席对我的称呼，从孙夫人到庆龄先生，再到亲爱的大姐，称呼的嬗变，说明我们都走进了对方的心里。能被润之主席称呼为亲爱的大姐，这是我引以为傲的！”

1949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里收到一封从北平发来的电报。电报不长，是毛泽东亲自拟的，请她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她看完电报，没有立刻回复，而是走到窗前站了很久。窗外法租界的梧桐叶子快落尽了，她想起上一次见到毛泽东，还是在重庆谈判的时候。那时他穿一件半旧的灰布中山装，在张治中家里谈笑风生，旁边的人叫他“润之先生”。她也叫他“润之先生”。

几天后她到了北平。来接站的不是别人，是周恩来。周恩来替她拉开车门时笑着说：“主席本来要亲自来，临时有个外事会见，走不开。他让我一定带到一句话——住处都安排好了，在后海，清静。”宋庆龄点点头，车穿过北平灰扑扑的街巷，她看见墙上还留着没刷干净的旧标语。

后海的院子确实安静，院里两棵海棠，叶子已经黄了大半。她住下的第二天清早，工作人员送来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宋庆龄先生亲启”，是毛泽东的字。信里说下午三点想来坐坐，问她方不方便。她回了一个字：好。

下午毛泽东准时来了，骑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后面跟了一个警卫员。他进门后先看了院子里的海棠树，说：“这树有些年头了，春天开花好看。”宋庆龄请他进屋坐，茶刚沏上，他就开口了：“今天来，是想请教大姐一件事。”宋庆龄端着茶杯的手停了一下。这是她第一次听毛泽东当面叫“大姐”。

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摊开在茶几上。是一份关于新中国国旗方案的讨论纪要，上面列了七八种设计。“争论很大，”他说，“有人说要用红旗，有人说要加条纹，有人说要把五角星放在左上角。我看来看去，拿不准。”他抬起头看着宋庆龄，“大姐见多识广，想听听你的意思。”

宋庆龄放下茶杯，把那张纸拿起来看了很久。她没有立刻回答，而是问了一句：“润之先生觉得，这个国家将来要带给老百姓什么？”毛泽东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大姐这话问到根子上了。”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想了想说：“要让他们有地种，有工做，孩子有书读，老了有人管。就这些。”

宋庆龄把纸放回茶几，指着其中一个方案说：“这个好。红旗是底色，五颗星在上面，大的那颗代表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的围着它，像老百姓围着国家。”毛泽东低头看了看，又抬头看她：“大姐跟我想到一处去了。”他拿起笔在那份纪要旁边写了几个字，然后合上纸说，“我这就让人去定下来。”

那天他们聊了很久。天快黑的时候毛泽东才站起来告辞，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说：“大姐以后不要叫我润之先生了。”宋庆龄问：“那叫什么？”毛泽东站在门槛上，暮色把他的侧脸勾出一道暗影：“就叫润之。或者叫老弟也行。”宋庆龄笑了一下：“你比我小十一个月，叫老弟倒不算占便宜。”

毛泽东骑上自行车，蹬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说：“大姐，这院子你要是住得惯，就一直住下去。新中国要有新样子，新样子里不能没有你。”说完他蹬车走了，灰布制服的下摆在风里鼓了一下。

宋庆龄关上门，回到客厅里，看见茶几上毛泽东忘了一副手套。她拿起来，手套的掌心处磨得薄了，露出线头。她把手套收进抽屉，和那封电报放在一起。

后来国旗方案定稿，果然选了宋庆龄说的那一版。开国大典那天，她站在城楼上，看见那面旗升起来，五颗星在风里亮得刺眼。毛泽东站在她旁边，忽然侧过头低声说：“大姐，你看，老百姓围着的那颗大的，没偏。”宋庆龄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后海有风，院子里的海棠枝干直直地戳着夜空。她回到屋里拿出那副手套，添了几针把掌心磨薄的地方补上了。第二天托人带去中南海，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行小字：“手套补好了。往后骑车记得戴。”

毛泽东后来再也没有叫过她“孙夫人”或“庆龄先生”。所有人面前，他都叫“大姐”。有次身边的工作人员私下问：“主席，您为什么总叫宋副主席大姐？”毛泽东正在批文件，头也没抬：“因为她就是大姐。不是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