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广州白天鹅宾馆被军方强制要求建立高射炮台，董事长霍英东无奈之下来到北京，托廖承志给叶帅诉苦，然而叶帅的反应却让所有人震惊。

叶帅没有批条子，也没有打电话。他听廖承志说完，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霍英东现在人在哪里？”廖承志说住在北京饭店。叶帅摆了摆手：“让他先回广州，该盖楼盖楼，天塌不了。”

这话传回广州的时候，霍英东正在越秀公园附近一个临时租来的办公室里看图纸。广州的春天潮气重，图纸边角都微微卷了起来。他听完转述，把图纸对折收进档案袋，对身边人说：“订明天的火车票。”

同行的助理忍不住问：“叶帅到底什么意思？炮台的事……”霍英东把档案袋夹在腋下：“没说就是可以。”

回到广州第二天，霍英东照常去了珠江边的工地。钢筋水泥的骨架已经起了十几层，江风灌进来呼呼作响。他沿着临时楼梯一层层往上走，数到第八层的时候停住了，拿脚踢了踢地面的一截钢筋头。

下午工程例会，有广州本地合作方的人试探着问：“听说北京那边还没有正式文件，咱们是不是先缓一缓？”霍英东让秘书把施工进度表投在墙上：“幕墙材料上个月已经订了，船运下周三到黄埔港。谁要停工，先去找能赔这批材料违约金的单位。”

没人再说话。

四月中旬，广州军区后勤部来了两个人，穿便装，不带枪。领头的中年人自我介绍姓马，说是来“商量炮位选址”。霍英东请他们到工地旁的简易板房喝茶，桌上铺着地图。

“楼顶确实不合适。”姓马的把地图转向霍英东，“但我们几个方案都算过，附近没有更高的制高点。”

霍英东给他续了茶：“你们觉得哪里合适，我让人配合腾场地。”

姓马的沉默了几秒：“叶帅办公室上周给我们发了个函，让重新评估白天鹅周边的防空布点。我们来回测了三回，结论是如果不在楼顶，射界被江边那些旧厂房遮得太厉害。”

“旧厂房是广州钢铁厂的仓库。”霍英东说，“你们要跟他们商量，我可以帮忙约人。”

姓马的没接话，又看了会儿地图：“霍先生，实话说，按布防标准这楼顶是非设不可的。但叶帅过问的事，我们不能硬来。您有没有什么折中办法？”

霍英东想了想，起身从铁皮柜里拿出一份施工蓝图摊在桌上。他指着大楼东北角的一个位置：“这里原设计是设备层，层高四米五，四面剪力墙，承重按大型变压器设计的。你们如果愿意，可以在这一层的靠江面开三个射击孔，外面做百叶窗装饰。外面看不见炮，射界比楼顶还开阔。”

姓马的俯身看了很久，拿手指沿着图纸上的虚线描了一遍：“霍先生，这方案我们得报上去。”

“图纸你们带走。”霍英东把蓝图卷好递过去。

姓马的接过图纸起身告辞，走到门口又回头：“霍先生，来之前上面交代过一句话，说叶帅讲‘做生意的人懂怎么造房子，打仗的人懂怎么守房子，互相别添乱就行’。”

霍英东把铁皮柜门关上：“请替我谢谢叶帅。”

设备层改造方案批下来已是五月。军方同意把高射炮位设在设备层，三个射击孔对外伪装成通风百叶。霍英东让工程部重新调整了空调管线走向，额外加了隔音材料，还在设备层门口装了锁。

有天傍晚收工，霍英东独自上了已封顶的三十三层。珠江上暮色正浓，对岸的菜地有农人在收菜。项目经理从楼梯口探出半截身子：“霍先生，外幕墙明天开始挂第一块玻璃，您要不要来看？”

“来。”霍英东没有回头，手扶着女儿墙沿。

后来白天鹅开业那天，进出的客人没有一个发现大楼东北角四层楼的位置，几扇百叶窗从来没有打开过。只有偶尔深夜，有住客说听到江对岸传来沉闷的引擎声，问前台，值班经理只是笑笑：“对岸在修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