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李文坚决拒绝北平和平起义，傅作义再三苦劝挽留，他态度决绝直言：“我与共产党积怨深重，绝不能归顺！”
如果只看1949年1月，李文似乎还有选择。可把时间往后推十一个月，再看1949年12月的成都，味道就完全不同了。那时他已经成了国民党军第五兵团司令，带着部队向雅安方向突围。北平时他还能选择坐飞机离开，成都时却连退路都被人民解放军切断。一个人的两次选择，恰好把国民党军这一年从局部被动走向大陆全面失败的轨迹串了起来。
李文不是普通的国民党军将领。1905年出生的他是湖南新化人，更关键的一层身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黄埔一期在国民党军队体系里的分量很重，这批人后来大量进入中央军核心层。李文长期在这一体系里升迁，到了1948年底，又担任第四兵团司令兼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对这样的人来说，接受北平和平改编，不只是军事选择，更意味着与自己几十年的旧阵营切割。
再把视线放到北平之外，李文坚持继续打下去的军事基础其实已经越来越薄。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国民党军主力遭到歼灭；随后淮海战役进入决定性阶段。到了平津战役，人民解放军采取的并不是简单围着北平猛攻，而是先切断傅作义集团向西、向南撤退的道路，把华北国民党军分割开来。棋盘越下越小，留给北平守军的活动空间也越来越窄。
尤其是新保安战役之后，傅作义赖以起家的嫡系第三十五军遭到沉重打击，这对他的心理冲击不能低估。天津随后又在1949年1月解放，北平便真正成为一座军事孤城。此时继续死守，已经很难再谈什么扭转华北战局，最大的可能是把古都拖入一场惨烈巷战。傅作义后来愿意把谈判继续下去，与战场上这种越来越清楚的力量变化直接相关。
于是1月21日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场面。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高级将领，向部下说明北平和平解决和军队改编的问题。李文、石觉、袁朴等中央军将领不愿留下，要求离开。傅作义没有把这些人扣住，而是同意他们走。这个决定看起来宽松，实际上很务实：既然少数高级将领已经无法改变大局，与其让他们留在城内制造新的对立，不如把阻碍和平交接的人先送出去。
真正改变北平命运的是随后几天发生的事情。1月22日起，城内国民党守军开始按照协议陆续开赴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接管防务。2月3日举行盛大的入城式。也就是说，北平和平解放并不是某一天突然换了一面旗帜，而是一套涉及二十多万守军撤出、接防、改编和城市秩序转换的庞大工程。
古都没有遭受大规模炮火，这件事的分量尤其不能低估。北平不是一座普通军事据点，城内有故宫、天坛、北海以及大量古建筑，还有数量庞大的居民、学校和商业设施。一旦进入长期攻城和巷战，军事目标与居民区、历史建筑很难彻底分开。保存下来的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中华民族几百年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
所以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评价这件事，傅作义的选择比个人所谓“守节”重要得多。军人的责任从来不能只理解为替一个已经失去战争主动权的政权打到最后一个人。当胜负大势已经非常清楚，继续让普通士兵和老百姓为没有战略价值的抵抗付出生命，并不能给失败增加多少光彩。能让北平免遭战火，让二十多万军队停止无谓厮杀，这才是历史真正记住的结果。
李文却选择继续沿着旧路往前走。他离开北平之后，并没有因为个人态度强硬就让战场形势发生逆转。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国民党军防线一路向南收缩，李文后来进入胡宗南集团，担任第五兵团司令。此时他面对的已经不是守住一座北平的问题，而是整个国民党军在大陆还有多少空间能够继续组织成建制抵抗。
到了1949年12月，答案已经摆到了成都平原。云南、西康等地相继发生起义，胡宗南集团退路越来越少。12月22日，胡宗南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准备组织部队突围，随后本人乘飞机离开。李文却没有北平时期那么幸运，他手里的第五兵团必须自己从人民解放军形成的包围圈中冲出去。
12月24日下午，李文指挥第五兵团所属七个军分路向雅安方向突围。人民解放军迅速实施阻击和分割包围。接下来三天，第五兵团约五万人被击溃。到27日下午，李文带着二十多名将领以及万余名残部向人民解放军投降。同一天，成都地区其他国民党军也相继起义，成都宣告解放。
这才是李文1949年经历中最值得讨论的地方。一月份，他认为自己还有资格拒绝一种结局；十二月份，战场已经替他把选择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北平给过他退出和平改编的机会，成都却没有再给第五兵团从容离开的空间。历史不会因为一个将领资历深、态度硬，就额外给他准备一条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