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廉因救援整编第66师不力要被枪决，老领导汤恩伯奔走营救，蒋介石对此十分生气，不予理睬。最后，汤恩伯对军法委员会摊牌说：“委员长理也保，不理也保，我是一定要向你们要人的。”

汤恩伯推开军法委员会的门，没坐，直接走到长桌前。他把一份电报抄件拍在桌上，纸张边缘已经磨得发毛。

这份磨毛的电报抄件，是过去几年王仲廉在前线作战留下的作战记录。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南口、台儿庄历次会战的参战履历，汤恩伯拿着这些过往战绩，用来替自己一手带出来的部下据理力争。在场的军法委员心里都清楚，案子本身并不只是单纯的战场罪责，背后缠绕着国民党军队根深蒂固的派系纠葛。

王仲廉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早期就在汤恩伯的十三军任职。抗战爆发，南口战役居庸关阵地，他率领八十九师硬扛日军重火力猛攻二十多天，部队伤亡惨重依旧没有后撤。台儿庄决战阶段，他把指挥部安置距离火线极近的位置，炮弹多次落在指挥所周边，依旧稳定调度部队发起反击。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汤恩伯麾下最能打的战将之一，两个人上下级羁绊，从抗战前期一直延续到内战时期。

1947年鲁西南羊山集一战，战局彻底改写他的命运。整编第六十六师属于陈诚土木系核心主力，两万多官兵被困羊山集，师长宋瑞珂不断向外发出求援电报。南京方面下达指令，由王仲廉带领第四兵团远道赶赴解围，另外距离更近的王敬久兵团同样承担救援任务 。

王仲廉心里忌惮围点打援的战术，担心贸然急行军会落入伏击圈套。行军途中动作十分谨慎，部队推进速度缓慢，每日行进里程很短。与之形成对照，就近布防的王敬久，同样顾虑风险，没有主动全力向前突进。两支援军互相观望，没有形成有效的救援合力，最终整编六十六师弹尽粮绝，阵地失守，师长宋瑞珂被俘，这支精锐部队彻底覆灭。

战败消息传回南京，高层内部震动巨大。土木系损失嫡系主力，需要有人承担战败责任。同样负有救援责任的王敬久，没有遭受严厉追责，罪责大多集中落到王仲廉身上。蒋介石震怒，把战败的怒火发泄到他身上，军法委员会初步拟定死刑判决，王仲廉随即被押往南京关押候审，性命悬于一线。

汤恩伯得知消息之后，多次面见蒋介石陈情。他陈述王仲廉抗战阶段立下的战功，同时说明战场局势复杂，战败不能全部归罪一人。蒋介石完全听不进去，还斥责汤恩伯举荐失当，谈话不欢而散。多次当面求情行不通，汤恩伯才直接来到军法委员会，说出那番态度强硬的话语，把积攒下来的作战档案电报全部摆出来，用旧战绩作为交涉的凭据。

会议室之内气氛紧绷，一众军法委员进退两难。他们明白，军法审判要服从蒋介石的意志，又不能完全无视汤恩伯这位高级将领的强硬态度。案子没有直接执行枪决，死刑判决撤销，改判十年有期徒刑。可王仲廉没有真正入狱服刑，经过多方斡旋，很快得到保释。保释之后，他的兵权被彻底剥夺，再也没有得到带兵的机会，曾经驰骋沙场的军旅生涯就此终结。

后世回看这段往事，很容易简单定性成王仲廉畏敌避战。真实情况远比标签复杂。他不是天生怯战的将领，抗日战争战场上敢打硬仗。内战战场之上，国军将领普遍存在保存自身实力的心态，面对围点打援的先例，很多人不敢贸然突进，害怕自己的部队遭到歼灭。

军中派系偏袒在这件案子体现得格外直白。同为救援部队的指挥官，责任相近，结局却天差地别。一个险些丢掉性命，另一个没有受到实质性惩处。军法审判没有做到同等标准，战败之后优先找一名将领当做替罪羊，用来平息派系内部的不满情绪。

汤恩伯执意出面救人，也不能单纯解读为重情义。二人长期隶属同一派系，王仲廉的下场，同样会影响汤恩伯手下一众旧部的人心。出手保全部下，同样维系自己派系内部的凝聚力。可他敢公然对军法委员会摊牌，在国民党高层环境之下，依旧属于十分少见的举动。

王仲廉脱离军队之后，长期闲居，之后去往台湾。过往的战功，牢狱的风波，派系之间的倾轧，全部成为过往。一场战败，折射出国民党军队内部长久无法根除的顽疾。纸面的军法条文，时常要屈服于派系利益，公正的追责很难落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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