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脾气火爆，说话耿直，很多高级将领都受过他的批评，就连资深功高的刘伯承，在关家垴一战因产生了分歧而被彭德怀吼“我撤销你129师的番号！”，可为何对贺龙却从未有过一句“言重”之词呢？
多年以后，有人拿着一部描写西北战场的剧本请彭德怀提意见。他没有趁机多讲自己的战功，反而反复叮嘱：写西北战场，要多写贺龙，少写他。彭德怀还把动员新兵、筹粮、办医院、到部队鼓劲这些事，一件件数了出来。
这番话很能说明问题。彭德怀并非不会批评贺龙，而是在他看来，贺龙把最容易引起矛盾的几件事都处理得干净：部队交出去不留尾巴，指挥关系变了不闹情绪，后方任务再苦也不推，出了困难先想办法，不先找理由。
把镜头拉回1940年10月。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日军冈崎支队退守关家垴一带。八路军从10月29日起连续进攻，阵地险、火力密，部队伤亡不断增加。刘伯承考虑保存力量，主张调整打法，彭德怀则坚持歼灭这股日军。
两位久经战阵的将领判断不同，争论很快顶了起来。相关回忆中，留下了彭德怀要撤销129师番号的重话。话虽冲，背后仍是作战决心之争，并非私人恩怨。彭德怀一着急便直来直去，这是他长期形成的带兵方式。
关家垴战斗从10月29日打到31日，八路军给日军造成很大杀伤，但在敌机掩护和援军逼近的情况下，日军残部最终突围。战斗结果与预期有距离，也让现场指挥压力更大。彭德怀那股急火，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冒出来的。
但彭德怀的火气并不是见谁都一样大。他最不能容忍的，往往不是别人提出不同意见，而是遇事绕着走、把军队当成个人地盘，或者只讲困难、不肯承担责任。贺龙恰好相反，他资历很深，却很少拿资历压人。
真正让两人建立深厚信任的，是1947年的西北战场。3月，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3月16日，西北野战兵团组建，彭德怀负责前线作战。敌我兵力悬殊，前方每打一仗，都要靠后方及时送来粮食、弹药和兵员。
当时有些部队原来长期由贺龙领导，如今调整到彭德怀指挥之下。换作旧式军队，这种指挥权变化很容易引出派系摩擦。贺龙的态度却十分明确：“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军队要听党指挥。”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贺龙不是没有资格争，而是主动不争。他参加革命早，带兵时间长，在晋绥部队中威望很高。可军令一下，他没有给自己保留一块“别人不能碰”的地方，也没有要求老部下凡事先向自己请示。
老部下到了新指挥员手下，难免不适应彭德怀的严厉。有人向贺龙诉苦，希望老首长出面说情，贺龙并没有替他们撑腰，而是要求他们服从统一指挥。彭德怀看重的，正是这份不护短，也因此不必担心前线出现两套声音。
7月21日至23日，小河会议召开。会后，前后方分工更加清楚：彭德怀集中精力指挥野战军，贺龙负责陕甘宁、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地方武装、财经和后勤。7月31日，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野战军。
贺龙接过的不是轻松差事。他既要组织地方部队和民兵守住后方，还要维持两个解放区的生产、财政与交通。当时西北野战军以及后方机关、学校等共有8万余人，每月需粮约1.6万石，而陕北、晋绥土地贫瘠，又遇战乱和灾情。
为稳住供应，贺龙兼管西北财经工作，推动两个解放区统一财政贸易，合并银行和贸易机构，建立兵站，组织筹粮、筹款和运输。后来还协调从晋冀鲁豫解放区调来10万石粮食，再设法越过黄河送往陕北。
运粮听起来不如攻城激烈，实际同样艰难。道路崎岖，牲口不足，敌军又不断骚扰，一袋粮能否按时送到，直接关系部队能不能继续行动。贺龙把机关人员、学生和群众组织起来，哪里缺人就往哪里补，硬是把运输线接了起来。
彭德怀在前线脾气再急，也知道炮弹不会自己运来，伤员不会自己得到救治，新兵更不会凭空出现。贺龙把这些看不见的环节撑住了，而且从不拿后方困难去牵制前方指挥。两人的配合，逐渐形成一种不用多解释的默契。
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彭德怀的严厉，通常是对事不对人；谁把任务接住、把问题解决，他同样会真心佩服。贺龙没有靠圆滑避开批评，而是用行动减少了产生重话的理由。两人相处的基础，不是客气，而是可靠。
所以，彭德怀对贺龙少有重话，并不是因为贺龙性格温和。贺龙同样豪爽强硬，也有自己的判断。真正的原因是，他在关系到全局的事情上很有分寸：该放手时放手，该服从时服从，该挑重担时绝不往后退。
在我看来，彭德怀收住火气的根本原因，是贺龙让他放心。战场上的尊重，不靠说好听话换来，而靠一次次承担责任积累。贺龙交出熟悉的部队，却没有经营个人影响；转到后方，也没有把自己当成配角。他把粮食、兵员、医院和交通线管好，让前线能够连续作战。彭德怀看得见这些分量，所以后来谈起西北战场，宁可让人少写自己，也要把贺龙的贡献写清楚。这种关系未必热闹，却比一般的交情更牢，因为它建立在共同目标、实际能力和彼此信任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