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后来说，抗美援朝有两大遗憾，一个是毛岸英不幸牺牲，这让彭德怀非常痛心，觉得对不住毛主席。另一个就是第五次战役。前三次战役打得都比较漂亮，第四次战役打得有些吃力，第五次战役则让彭德怀很痛心，志愿军歼敌8.2万，可是自身伤亡8.5万，自身伤亡略高于敌人。

1950年11月25日上午，四架美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总部驻地大榆洞，凝固汽油弹落在作战室附近。毛岸英和机要参谋高瑞欣未能脱险。

当天，彭德怀亲自向中央军委报告。
电文不长，他却写了一个多小时。

前线正在展开第二次战役，各军的电报不断送来，可这一封电报，他迟迟落不下笔。

主帅面对牺牲，不能只计算战果，还要回答哪些损失无法避免，哪些损失本来可以少一些。

毛岸英随志愿军总部入朝，在司令部承担俄语翻译和机要工作。彭德怀知道他的身份，也知道毛主席把儿子送上前线意味着什么。1951年2月，他回国汇报战况，又详细讲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为此自责。

毛主席听后没有把儿子的死单独挑出来，只说岸英也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

这件事压在彭德怀心头，却不能由他的歉疚倒推出军事过失。
大榆洞是志愿军总部，敌机轰炸指挥机关，本来就是战争中的巨大风险。彭德怀没能把毛岸英平安带回来，承担的是受托后的感情重负；半年后的第五次战役，他面对的则是可以逐项检查的命令、判断和后果。

前三次战役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一带，但对手也在变化。
李奇微接手指挥后，不再让部队冒进。他依托公路、车辆、炮兵和航空兵，遇到志愿军突击便有序后撤，等志愿军粮弹消耗、队形拉长，再迅速反扑。第四次战役打了近三个月，志愿军在连续作战、运输线延长和补给困难的情况下边打边退，虽然把战线稳住，部队也已十分疲惫。

1951年4月，志愿军总部判断对方可能配合侧后登陆继续北进，决定抢先发动第五次战役。中朝军队投入十一个军和四个军团，先打西线，再转东线。

进攻开始后，部队多次突破敌军阵地，迫使对方后撤，也重创了几支韩国军队。
美军主力退而不乱，车辆带着步兵移动，炮火和飞机压住追兵。志愿军靠双脚穿插，走得越深，粮食、弹药和通信越难跟上。

第一阶段未能兜住敌军主力，第二阶段又把进攻推向东线。战线拉长以后，前方部队的粮弹逐渐见底。主力奉命北移休整时，志愿军总部对敌军反扑速度估计不足，转移部署也不够周密。“联合国军”利用机械化优势迅速追击，第六十军第一八〇师在掩护伤员和部队转移时被截断，建制被打乱，遭受重大损失。

彭德怀下令接应，危局没有及时解除。战后，志愿军总部、第三兵团、第六十军和第一八〇师都作了检查。彭德怀批评下级执行中的问题，也没有把责任推给某一个军长或师长。前线最高指挥员确定了战役规模和转移部署，他必须承担属于总部的那一份。

歼敌八点二万、自身伤亡八点五万”的说法，常被用来证明这场仗打亏了，数字本身却混用了统计范围。中方战史记载，八点二万余人是中朝军队合计歼敌数，其中志愿军歼敌六点七万余人；志愿军自身战斗减员为七点五万余人。

八点五万通常指中朝军队合计作战减员。不同主体的数字不能直接相减。

即便校正数字，第五次战役的沉重也没有减轻。
中朝军队把战线稳在三八线附近，迫使对方停止大幅北进，战役并非毫无成果；可预定的大规模围歼没有完成，主力撤转时又出现本可减轻的损失。

毛主席后来用“急了些、大了些、远了些”概括问题，落到战场上，就是准备偏急、目标偏大、推进超出了当时补给和机动能力。

5月26日，毛主席致电彭德怀，要求今后打美英军实行战术上的小包围，集中优势兵力，一次歼灭一个营左右。

此后，志愿军逐渐转向“零敲牛皮糖”的打法，朝鲜战场也由大规模运动战进入阵地战。

第五次战役留下的教训，没有停在检讨会上，它被改写成下一阶段的作战尺度。

大榆洞那封写了一个多小时的电报，彭德怀再怎么修改，也换不回毛岸英和高瑞欣。
第五次战役之后，他还能做一件事：把部队能走多远、粮弹能撑多久、敌军会多快反扑，重新写进命令里。

前一种痛只能背着，后一种痛必须拿来改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