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约有7万摩洛哥人在佛朗哥的麾下作战，内战期间据估计有超过7.8万摩洛哥“志愿者”参加了国民军，原因无他：佛朗哥给的太多了。
国民军在招募摩洛哥士兵时许以极其优渥的补贴，摩洛哥人能预支两个月的军饷，获得四公斤食糖、一罐五升装的食用油，以及根据其生育子女数目配给的家庭面包份额。国民军一方按时向摩洛哥人支付薪酬，并将其半数军饷汇给在北非的家庭。
外籍军团的伙食中包含相当数量的肉类（与之相比，共和军的伙食只在内战最初称得上差强人意，后面越来越差，普通国民军士兵的伙食也难以与外籍军团相比），且允许北非人按照穆斯林仪式自行屠宰。节日期间，每个小队都能分得一头羔羊。穆斯林部队还能享用到调味浓郁的饭菜以及添加大量砂糖的茶水。北非军队还配备有完整的军装，包括头盔、手套和靴子。在攻陷共和国城镇后，有时指挥官还会默许摩尔部队抢劫。
如此优良的待遇让外籍军团对国民军一方异常忠诚。当时共和军和国民军都有大量叛逃者，有的人是因为有亲人在对面，有的人是因为本就不认同之前所处一方的理念，还有的人是因为幻想对面的伙食和薪水比己方更丰厚。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逃兵。而外籍军团的逃兵数量很少，叛逃者更少，在休达第十营报告的十名逃兵中，仅有一人叛逃至共和派阵营。
在国民军指挥官的指示下，摩尔人在所到之处大肆杀戮。7月20日，当非洲军团进入塞维利亚的工人阶级聚居区圣胡利安时，他们将男女民众驱赶到街上，并用刺刀将他们刺死。8月，攻克巴达霍斯城后，由亚格将军指挥的部队（其中有摩尔人）在该镇的斗牛场内对平民进行了大规模屠杀。根据曾在塞维利亚担任国民军宣传部长、后来逃往共和国控制区的安东尼奥·巴哈蒙德所述，在巴达霍斯沦陷后，城市广场“被鲜血覆盖，鲜血沿着大教堂的台阶流淌”，摩尔人破门而入，在杀害妇女前对其进行强奸，亵渎受害者尸体，并在抢劫后纵火烧毁房屋。
国家主义者在宣传中将摩尔人战士描述为值得效仿的模范士兵。在内战前，非洲军团的军事文化中就包括了对柏柏尔人的尚武习气与男性气概的崇尚。非洲军团吸收了柏柏尔人戏剧化的战争仪式，包括他们肢解、斩首和阉割的习俗，并因其残暴而获得可怕的名声。他们浪漫地将自己再现为一种精神兄弟会，鼓励其成员为了西班牙军事宗教的事业而殉道，这种宗教的祷文是"勇敢，火线前的战友情谊，纪律，战斗，死亡，以及对军旗的热爱"
摩尔人像这样的阳刚、宗教狂热和凶猛的形象，也与长枪党产生了共鸣。长枪党将暴力看作净化社会的手段，正如该党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1933年在马德里一次右翼集会上宣讲的那样：“如果人类的自由只能通过暴力实现，那我们毫不犹豫地使用它。”这与国家主义话语对摩洛哥士兵形象的描摹也产生了共鸣。
在性方面，共和国和国民军的宣传造成了同样的结果，那就是西班牙人对北非男性气质的迷恋。在19世纪末，西班牙少数提及北非的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北非女人的“好客”、对外国旅客的“特别款待”和放纵的私生活。
然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北非男性气质的迷恋取代了对北非女性的描述。此外，令西班牙人难以忽视的还有摩尔人中常见的男男性行为，尽管当时天主教会谴责任何男男性行为，但在东方主义的包装下，唯美化的同性情调得到了一定的宽容。
例如，佛朗哥的《一个营的日记》中展现了不少高度唯美化、带有同性恋色彩的同性社交空间——例如在战争中，外籍军团士兵照顾他们倒下的战友；又如一群士兵在摩洛哥风格的室内，斜倚在垫子上喝酒，一起演奏音乐。当时国民军男性士兵与摩尔人之间的性关系很罕见（部分是因为国民军领导层有意阻止），但因崇拜他们阳刚的男性气质而效仿摩尔人的并不少见。
然而，当留守西属摩洛哥的贝伦格尔登记土著士兵的婚姻状况时，这种对摩洛哥人习俗的尊重就消失了。摩洛哥人的婚姻状况被强行按照欧洲资产阶级家庭道德进行二元划分——已婚或单身。贝伦格尔无视了涉及多妻和纳妾的传统婚姻实践。毋庸赘言，贝伦格尔也没有考虑过给在前线的摩尔人提供易装者或男性少年取乐的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西属摩洛哥的非洲军团与当地少年“找乐子”的行为一直得到了默许。一位西班牙官员曾暗示佛朗哥在得土安时有男性和女性朋友，他的队伍玩得很开心。外籍军团的创立者米连·阿斯特赖更是直白地声称外籍军团建立在武士原则之上，士兵间应具有"兄弟"情谊，军团中还会举办化装舞会，暗示了男性之间的情谊。
民族主义者将摩尔人在自己的军队中服役这一事实与西班牙的帝国天命联系在一起。起初，一些没有跟上时代变化的人，例如何塞·玛利亚·佩曼，过时地将叛乱比作“一场全新的独立战争，一场全新的收复失地运动，一场全新的驱逐摩尔人的运动！”后来，国家主义西班牙的文人与军官口径一致地讲摩尔人的参战描述为西班牙帝国辉煌的重生，沐浴在西班牙帝国光荣之下的摩尔人与西班牙人并肩作战，共同驱逐反国家的犹太人-共济会-马克思主义者。
例如，民族主义诗人兼政治家佩德罗·埃斯卡兰特·伊·乌伊多布罗将佛朗哥描述为“那位用其剑征服了桀骜不驯的、炽热的非洲之心的考迪罗”，声称摩洛哥新兵以宗教般的虔诚崇拜他。非洲主义军官安赫尔·多梅内奇·拉富恩特也用这样的方式描述柏柏尔人士兵："柏柏尔人是热爱战争的士兵……他们寻求的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领袖。他们认为佛朗哥就是一位这样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