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蒋介石得知傅作义起义已成定局，这时他为了减少损失决定派飞机到北平接运军队。然而南苑机场，早已经被解放军的高炮封锁，飞机迟迟不敢落地，无奈之下蒋介石向傅作义发来电报，希望他能将李文和石觉等自己的嫡系将领送离北平

1948年12月17日，北平南面的南苑机场被解放军攻占。这个机场跑道条件好，原本承担着北平与外界之间重要的军用航空运输。机场一丢，北平守军想靠大型运输机撤人、运装备，最方便的一条路被直接切断。
北平城里于是赶修临时跑道，一处在东单附近，另一处设在天坛一带。听起来还有飞机可用，实际情况却完全不同。临时机场条件有限，更重要的是，它们处在解放军炮火控制范围之内，飞机起降始终带着风险。
这件事甚至在更早的谈判中就被傅作义方面提过。
1948年12月19日第一次正式接触时，傅方代表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希望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好从南京调来大型飞机。这个要求本身已经说明，傅作义很清楚：没有正规机场，北平几十万军队想从空中撤走根本不现实。
接下来一个月，局势比预想中变化得还快。
12月22日，新保安战事结束，傅作义自己的嫡系第35军遭到重创；24日张家口解放。到了1949年1月15日，天津战事又告结束。北平原来还能向东、向西寻找退路，这时几条路基本都被堵住了。
傅作义开始把越来越多精力放到和平谈判上。
1月16日，双方形成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17日，参加谈判的人员返回北平，具体条款开始进入落实阶段。偏偏就在这个晚上，蒋介石的电报来了。
电报提出，从18日起派飞机到北平，接走李文、石觉所部少校以上军官，还希望运走部分必要武器，整个行动预计需要一周。
这个要求很值得琢磨。
如果南京还认为北平能够守住，就没有必要急着撤军官；如果还有条件把大批部队运走，也不会只盯着少校以上人员。计划从“保存军队”缩小到“保存军官”，本身就说明南京能调动的空间已经很小。
李文和石觉又不是普通军官。
李文是第四兵团司令，黄埔一期出身；石觉是第九兵团司令，黄埔三期出身。他们所代表的是城内一支重要的蒋系军事力量。傅作义虽然是华北“剿总”总司令，但北平守军派系复杂，并不是所有部队都和他一条心。
这才是当时最麻烦的地方。
城外的问题相对清楚，解放军已经形成军事优势；城内的问题却像一团线。傅作义如果突然宣布和平解决，李文、石觉等人会不会反对？他们掌握的部队会不会发生冲突？哪怕只是局部失控，也可能破坏已经谈到最后阶段的和平进程。
因此，傅作义一面回复南京，一面把相关情况转告解放军方面。解放军继续以炮火控制临时机场，南京原计划连续派机、大量接运军官和武器的想法很难顺利实现。
这时，北平城内的军权也在悄悄变化。
为了避免和平协议公布后出现意外，傅作义调整防务，把一些关键地点控制在自己能够掌握的部队手中，并削弱蒋系高级将领直接调动部队、影响局势的能力。等到真正摊牌时，局面已经不是谁拍桌子就能带兵突围了。
1月21日，傅作义召集师以上高级将领，宣布北平和平解决的决定。
蒋系将领中有人难以接受，李文、石觉和第16军军长袁朴等人提出，希望离开北平返回南京。这个要求最后得到允许。
这一步看着像是放走几名重要人物，实际上恰恰减少了城里最危险的不确定因素。
让他们个人离开，与让他们把整支军队带走，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高级将领走了，部队依照协议出城接受改编，既避免了一部分人利用旧有指挥关系制造对抗，也没有改变北平和平解决的大局。
随后，李文、石觉等蒋系高级将领陆续乘飞机离开。南京最终接走的是一些人，却没能接走他们原来掌握的大批部队，更谈不上把北平守军整体运往南方。
从这个角度看，机场的变化几乎就是战局的缩影。
南苑机场还在手里的时候，南京想的是调兵、运械、保持华北力量；南苑机场丢掉之后，只能靠东单、天坛的临时跑道勉强维持联系；等到1月中旬，连目标都降到了尽量带走高级军官。
飞机还能飞，人也还能走，但已经改变不了北平的大势。
1月22日起，北平守军按照协议陆续开往城外指定地点。到1月31日，守军全部出城，解放军进城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回头看蒋介石1月17日那封电报，最值得注意的不是他想接走哪几个人，而是他的要求已经缩小到了什么程度。
几周前还是数十万人的华北军事集团，到最后只能计算飞机能接走多少军官。这种变化并非一夜之间发生，而是南苑机场失守、新保安和张家口战事结束、天津解放、北平外围被彻底切断之后，一步步形成的结果。
傅作义最后面对的难题，也不仅是个人去留。他必须处理城外军事压力、城内不同派系、数十万官兵的出路，以及北平这座古城的安危。
最终少数高级将领离开，大批守军有序出城，北平没有经历大规模攻城战。蒋介石保住了一些还能继续任用的军官，却没能保住华北的军事格局。那几架能够起飞的飞机，带走的是人，却带不走已经改变的战局。